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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爱尔比斯”，很明显就是被这样监视的一个人。他的档案中写到，爱尔比斯是二战时期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士兵，战争结束后，他也还一直被关在苏联的军事监狱里，为他们做劳务。直到1957年，爱尔比斯被释放，却不被允许回到德国，而是被发配到苏联的一个地方做农务——即现在的白俄罗斯地区。在那个地方，爱尔比斯经常试图联系西德，写信、写文章想要发表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结果无一不被当局政府发现上缴。政府想要把爱尔比斯抓起来，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坚信他是一个西德的间谍。”在档案中，一个秘密警察如此评价道，“因此我们对他展开了严密的秘密监视，以找到他做间谍的证据。”在这些档案中，不止有爱尔比斯的行踪记录，甚至还有他的个人物品、书籍的收集，在这样一个连一个人衣服上的拉链，和在咖啡店所点的菜名都要被作为间谍罪证据来收集的国家，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为道、宛如沧海一粟的。档案中记录着爱尔比斯的信件和日记的内容，只见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名字“斯洛夫尔斯基”。那似乎是他恋人的名字，因为在提到这个“斯洛夫尔斯基”时，爱尔比斯的语气总是深情、甜蜜的。然而这个“斯洛夫尔斯基”似乎并不在他的身边，而是身处西方国家。可怜的爱尔比斯不断地在日记里深情地对着“斯洛夫尔斯基”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对对方的思念，战后的痛苦和现在生活的艰辛——因为他的信件往往都被秘密警察精准拦截，根本寄不出去；他的电话也被监听，因此他没法联系上西方国家的人，只能孤单地在日记中发泄。“他可能会去纽约找我。”爱尔比斯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可是他怎么知道，我却是生活在当初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呢？”施耐德看到这里，忽然心中一颤，某种在他的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唤醒。他当即丢下手中的东西，蹒跚而吃力地走到电话机前，找到几天前白俄罗斯档案局的电话拨了过去。他在电话里与对方说明了情况，找来了那天给他打电话的职员。“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给我寄的档案，里面的姓名都是真实的吗？”“那些姓名都只是代号，先生。我想，您已经猜到这是谁了，对吗？”施耐德沉默下来，他布满皱纹的脸默默地望向墙角里的那一沓厚厚的档案。它仿佛化成了一个人，正活生生地站在那里。“我想我猜到了。您告诉我吧。”他的声音颤抖着，眼神很虔诚，似乎在等待一个审判。“档案里的代号通常和真人的姓名有一定关联。里面的‘斯洛夫尔斯基’指的就是您，施耐德先生。”施耐德的眼睛浑然迷蒙起来，聚满了泪水。“而‘爱尔比斯‘，指的是一个名叫艾伦·尤迪特的德国人。”几滴浑浊的泪顺着他松弛的面部皮肤上滚下来，落在棕色的毛衣上，凝成一串细细的水珠。他沉默着，久久没有开口。“先生？先生？您还在吗？”“我在的。”施耐德吸了一下鼻子，尽量装出镇定的声音，“那么，艾伦·尤迪特现在还在世吗？”“这个我们不清楚，先生。我们在之前就试图去联系他，但是他已经搬家了，号码也换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他。”职员说着，“我们从档案里看到您似乎跟这位艾伦·尤迪特的关系不浅，于是就把他的档案寄给了您。”“谢谢你们，我很感激你们。若是以后有了他的消息，请一定要告诉我。”施耐德激动地说着，“他曾经是我很好的一个战友。”职员并不点破他，只是在电话里笑了笑，“我们一定会的，请放心。”多日后的一个上午，职员就打来了电话。“施耐德先生，也真是巧，在您给我们打电话不久，我们就查到了艾伦·尤迪特外甥的电话。我想我们应该把他的电话给您，您亲自去联系。”“好的，谢谢你们了。”施耐德在一张纸上记下了一串数字，随后挂上了电话。他在沙发上静坐一会儿，把纸条对折着叠起来，又展开，默默地看着那上面的数字。他昨天看完了艾伦的所有秘密档案，苏联解体后，对艾伦的监视也终止了。在那期间，艾伦曾经被抓入过监狱，待了五年。他在监狱里每天都在写日记，写的东西也多是和施耐德有关。之后的那一个晚上，他一直没有睡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冲破层层时光的尘埃，重新在他的脑海内鲜活起来。那一双年轻而俊美的碧蓝眼睛，在漫天硝烟的映衬下，显得是那么栩栩如生、仿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