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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第1页）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

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路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

“请神容易送神难。”刘湘牢牢记住了中国这句老话。在西征的红军面前，他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红军假道则软，红军入川则硬。

他最担心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带作战，足智多谋，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领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他对潘文华反复叮嘱：一旦发现红军入川企图，就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

刘湘猜中了。遵义会议上，正是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会议同意了这个新的发展方向。

惯于利用敌人矛盾的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却并不知道刘湘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挥作战每每讲究出敌不意，这回的行动，却落入刘湘的意料之中。

1935年1月中旬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红军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入川；川军也召开重庆团以上军官会议，防堵红军入川。刘湘在会上提出判断，红军很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叙永）出泸州北上”。

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与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基本一样。红军还未渡江，却已经丧失了出敌不意的主动权。

倘若当时知道刘湘这些底数，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的《渡江作战计划》会重新改写吗？

第十一章苦难辉煌

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一、“不二过”的毛泽东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遵义会议确定红军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时，野战军司令部为“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发出电报，指挥各军团向遵义西北方向移动。以后每日发一类似电报，连发三次。

1月19日，野战军司令部离开遵义。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经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计划，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配合一方面军北上。

1月23日，潘文华令郭勋祺率领两个旅向土城前进，于赤水河东岸地区拉住红军，不让其入川。

黔北一带顿时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双方指挥员调兵遣将，步步逼近，剑拔弩张。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

赤水城却被川军先期占领。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为险峻山岭，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的川黔各县，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须通过的要点。

这两个要点，一南一北，是中革军委《渡江作战计划》规定必须夺占之地。两点中间，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广大地域。攻占并保有这两地，是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关键。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了赤水城，阻碍了红军的北上。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审视一下红军的对手——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刘伯承、陈毅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在药店当过学徒。当兵后因作战勇敢，得到潘文华的器重，由文书上士一路晋升到团长，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就在郭团当过文书。1922年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至万县找其兄，也认识了团长郭勋祺。不久陈毅去重庆，郭亦调重庆任六十五旅旅长，两人经常来往。

1925年8月吴玉章到重庆，在莲花池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郭勋祺参加活动中结识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在杨闇公主持的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又和素有旧谊的刘伯承等人频频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