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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再放钱杭乃（第1页）

公元1970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我们一家人终于无法回避地迎来即将忍痛分离的那一刻。

按说，春节假期已过，每个人回归生活原点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个非正常家庭来说那一刻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大年初十刚过，母亲脸上一度绽开的笑模样就悄悄地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灼、忧戚与不安。只见她坐在炕头默默地一会儿瞟上一眼淑峰姐，一会儿又瞥上一眼贵章哥，满眼都是疼爱与不舍。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自卷的旱烟，不大的屋子里让她抽得烟雾缭绕。自打初三以来农场各分队和附近农村的秧歌队就开始左一拔又一拨地拜年了。最初几天姐姐用胳膊挎着母亲还跟着看了好几场。可一过了初十她说什么都不再去看秧歌了。其实，此时母亲的内心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儿淑峰和我的三儿贵章就要离我而去讨他（她）们自个儿的生活了，从此天各一方我这当妈的再也不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了。一想到这些，她就会在心中暗暗流泪，甚至长时间地深深陷在这种情绪中不能自拔……

然而，时间向来都是最无情的“杀手”。它的脚步即便是伟大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恐怕也是阻挡不了的。这不，该来的那一刻终于还是如期而至了。

正月十六上午8点刚过，淑峰姐在苏可屯新结识的两位“闺蜜”陈桂兰和张亚琴，早早地就来我家给淑峰姐饯行了。她俩给姐姐带来了新炒的“瓜籽”和“苞米花”。正所谓“瓜籽不饱暖人心”。这些看似不很金贵的东西却代表了她们最真诚的心。

出发的时间到了。因为从苏可到树北小火车站需要走行3.5个小时，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这时，继父也从队部赶回来送行了。所有的人都站在我家房后的路口跟姐姐和三哥握手话别。姐姐还是穿着那身黄军装，系着那条鲜艳的红围脖，在瑟瑟寒风中显得淡雅而清丽。三哥外穿一件母亲新改的蓝色二棉袄，头戴一顶黄色棉军帽，走起路来板板的很有男人气概。

母亲是最后一个跟姐姐和哥哥话别的。这位一向刚强很少在人们面前掉泪的女人，今天好像无论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只见她用双手把淑峰姐和贵章哥久久地揽在怀里，三个人相拥而泣。良久，但见她猛地将两个孩子往外一推转身连头也不回地就快步走回了屋里……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尤其是身处那样一个极左的政治年代，“生离之痛”简直如影随形每时每刻都可能降临到某家某人头上。话说到这里，有的读者不禁要问，难道你的哥哥姐姐怎么就不体量母亲的感受而非要用“生离之苦”灼伤她的心呢？下面，仅就这个关乎人性的话题，我想多说一点它的“不可规避性”：

当1969年母亲带着我们哥仨随继父下放镇赉苏可农场时，贵章哥还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别说他与继父脾性不合才拒绝随继父迁居镇赉，那只是他文过饰非的一个借口。他宁肯死活守着吉林老宅靠捡“煤核”维生也不愿随母亲前往镇赉的本因是打骨子里反感母亲为什么要给他找回个继父来？在他看来，让一个陈姓后人去吃于某人的“嗟来之食”他觉得那是莫大的耻辱。就为这他宁愿在吉林冻饿而死，也坚决不肯去镇赉把嘴巴搭在别人锅沿上。

淑峰姐返吉重走“知青上山下乡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人生选择。表面看来，姐姐离开苏可像是厌恶镇赉的生存环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媒妁所迫”。否则的话这位孝女你就是打死她都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母亲的。

当时，淑峰姐在苏可农场众多女孩中的“颜值”和“才艺”都是出类拔萃的。而首先动了这份心思的人就是苏可分场书记祝金山的大公子。咱先不说祝公子品行如何，单就外表形象而言就很不般配。当时他是张家园子场部修配厂的一名修理工，长得既矮又黑又胖。他之所以敢打淑峰姐的主意，主要还是借重他父亲手中的权势以及我继父在政治上矮人一等的“人权状况”。正在“媒人”相继登门之时，不乏智慧的母亲果断给淑峰姐使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计谋，漂亮地玩了一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戏，才巧妙摆脱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媒妁纠缠”。正因如此，所以元宵节一过，淑峰姐和贵章哥才踏上了返回吉林的归途。而后，贵章哥回江城市六中继续读书；淑峰姐则打点行装前往磐石明城公社明城大队重新踏上“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自打我家“婉拒”了祝氏“求亲”之后，我们整个家庭就象掉进“冰窖”一般。一向擅权的祝书记使尽浑身解数实施了对我家的多维打压。他首先是不再让母亲为他“无偿美发”了；其次是让分场管理层人员孤立继父，并在劳动中尽给身体多病的继父派脏活、累活；再次是在暗中挑拨一些跟母亲走动较多的老姐妹断绝跟母亲来往；最后是让祝家子女在学校对我三兄弟动不动就恐吓、围殴，制造孤立氛围。由此可见，我们整个家庭在苏可屯的“人权状况”已经恶化到几乎不能再恶化的程度。

1970年“五.一劳动节”当天。正当苏可分场200余名干部职工在分场大礼堂举行“欢渡五.一联欢大会”之时，一挂马拉胶皮大车已经装满箱柜行李和锅碗瓢盆正准备动身搬往南距苏可20里地的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队。让我们一家人禁若寒蝉的是，当时整个屯子竟无一人出来为我们送行。我们这个家就像一盆脏水似的被悄无声息地就给泼掉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搬迁既是农场对我继父及其家人的第二次“政治流放”，也是苏可政客祝某人对我们这个“污点家庭”的挟私报复。倘若继父和母亲顺从地答应跟祝家结亲，那么祝书记是绝对不可能让我们这个五口之家从苏可“扫地出门”的。但人生往往是不容假设的。反过来讲，我们全家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可能以牺牲淑峰姐一生幸福为代价去换取那令人屈辱和丧失做人尊严的幸福的！

好巧啊！这次赶车帮我们往腰杭搬家的“车把式”还是山东诸城人牛二宝。据二宝讲农场这次下放走“五.七道路”的总共有9户，其中苏可分场只我家1户。说白了，我家是祝某人必欲从苏可一脚踢开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马车在乡间泥泞返浆的土路上一路颠簸地向前行进着。天空中还不时地洒下一点毛毛细雨。乡路两旁的草甸上，小草刚刚发出毛茸茸的嫩芽。农田里还不时能看到手扬“刨锹”刨茬子的农民在田间挥汗如雨……

“腰杭乃”，一个按蒙族称谓命名的村落。在这个屯子的西边是才力、包头、铁力等纯蒙族村屯。该村是大屯公社与东方红国营农场（前身即老改农场十分场后划归省属农场）交界处的一个农村大队。它南距大屯公社18华里；西距模模格30华里；北距苏可屯20华里；东距张家园子农场8华里。腰杭大队辖腰杭、小岗子、兰家堡三个自然屯，人口2300口。是大屯公社一个最贫穷的大队。不仅人均耕地在全公社排名靠后，且土地贫脊，粮食亩产量偏低，没有可供发展副业经济的天然泡沼。由于综上因素制约，故整个腰杭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从未打过经济上的翻身仗，百姓生活始终处在贫困边缘。

腰杭乃呈东西狭长走向，西高东低。大队部建在屯子的中央部位，相应建有学校、供销社、卫生所等村内公共设施。

当牛二宝的马车跃上腰杭乃岗丘北坡，经过大队部向屯西赵剑家驶去的时候，时任大队书记张君、大队长王占景山、会计赵剑等村内头面人物早已提前坐在赵剑家的热炕上等候了。几个人一边手端杯臂上印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字样的搪瓷缸大口大口呷着用“茶叶沫子”沏得很浓很浓”的红茶，一边高谈阔论着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时任大队书记张君，年约50左右岁，高个头，中等偏胖身材，生着一脸连鬓胡茬，谈吐掷地有声，是位行事作派一向沉稳之人。此人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大队长王景山，兰家堡人，年约40岁，长有一张“挖苦脸”，说话略带阴阳怪气，总是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大队会计赵剑，40多岁，身材瘦矮，足智多谋，精明练达，人送外号“铁算盘”。

两天前，继父在前往大屯公社书记郝俊丰衔接下放报到事宜时，腰杭大队的张君书记就已经向郝书记汇报了我家入住腰杭之后的安置方案。即先借住大队会计赵创家西屋，两家共用一厨。待上秋后再另行择地建房安厝新家。随后，继父还跟张君书记一道前往赵剑家商谈了有关搬家的具体事宜。

一路颠跑的马车没用多大功夫便驶进了大队会计赵剑家的院落。那是三间新建不久的“干打垒”土坯房，院子东西两厢对称建有两处下屋。院落正前方右侧是一方菜园，在院子南西墙的拐角处依次建有猪圈和鸡舍。整个院子整齐、干净、宽敞、利落。在院子的正中央有一棵老榆树。有多只鸡鸭鹅正在树下“唧唧呱呱”地嬉戏觅食……

就在牛二宝把马车从拉开的院门倒进赵剑家的院落时，大队张君书记、队长王景山和赵剑及内弟宋宝玉等人都从屋里迎出来热情地与继父和母亲客套地打着招呼。只听张君书记满怀愧疚地跟我母亲说：

“老嫂子，俺腰杭这疙瘩条件差，你就和孩子先将就着住吧！日后有啥难事大队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张君书记一番真挚感人的话，让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只听母亲哽咽着回了一句：

“谢谢张书记！我们让大家操心啦！”

搬家的事安顿好后，我们的新生活就算从这一天开始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人生大凡在顺境时往往都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文词来加以形容。然而，恰在那一时间节点我们一家人的心境却犹如打翻了“醋瓶子”，内心一直是酸楚?杂着苦涩……

跟所有的乔迁之家一样，每出现一次迁徙都必然牵涉孩子的转学、入学问题。好在那个年代城乡教育还不是以“考试论英雄”的时代，也不存在“择校”一说，全国都是一个模式的“九年一贯制”。学籍的转出、转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腰杭小学的老校园就在大队部的东院。共有一至五个教学班。记得搬到腰杭的第二天母亲就把我们哥仨送去学校插班入学了。我因学习还不错被直接插到了邢福山担任班主任的五年班；老五去了三年班、老六去了一年班。

腰杭小学的校长名叫王斌。是一位55岁的老资历教学管理者。他治教严谨，忠于职守，从不徇私。在整个大屯公社享有超高的“口碑度”。此外，我现在依稀能记住名字的老师还有王忠义、刘超、满文权、李淑珍、季景义、毕兴玉老师。他（她）们个顶个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站在地缘和空间角度回望审视我家从苏可屯到腰杭乃的那次迁徙，似乎无异于人生驿站上的一次短暂“驻泊”。但若站在当时社会政治角度加以解析，这次近在咫尺的迁居实质上就是农场对我继父在政治上的“二次流放”。此外，由农“场”变农“村”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存在着天大的“落差”。说白了，这就好比把我们这个飘摇在时代政治风雨中的“破落之家”又进一步推向了人生的“无底洞”。其“落差”主要有三：

其一，由“场”到“村”是一次人类从中级族群向低级族群的“滑落”。在此，我首先恭请各位读者原谅我用当代价值观品评那段过往历史的不公。因为我并非有意贬损中国农民群体，而只是想再现那段历史的客观情势和一家人的真实心态而已。大家知道，“环境和教育”历来是改造人的通用手段。苏可农场的人由于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且人均受教育程度要比腰杭农民绝对高出很大一截，故人际环境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也必然会存在差异性。要不然的话，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或许就不能成为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所追捧的一门现代科学了。再者，苏可农场的干部职工乃至家属群体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特征；而腰杭农民群体在意志层面则相对松散，看不到高度的统一性和主观能动性。说得直白些，就是政治、组织和纪律性的综合修为程度不高。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人就犹如悬在落入万丈深渊的半空既摸不到边，也看不到底儿。进入每个人眼中的没有热情、温暖与垂怜；有的只是白眼、冷漠与唾弃。让我们一家人真真切切地领教了什么叫“落辔凤凰不如鸡”的滋味了。

话说到这里，我想通过在初到腰杭时发生在俺家老五、老六身上的两件事来印证一下腰杭人在对待我们这个“二次下放家庭”的极端排外立场和情绪：

第一件是“俺家老五从树上掉下摔断腿的事”。那是1970年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41岁的母亲已是2个月的妊娠之身了。我和老六正在大队会计赵剑家的西屋“叽叽歪歪”地下着军棋。忽然传来东屋赵剑老伴开着房门，扯着“公鸭嗓”大声骂道：

“妈了个逼的！你是哪家的死孩崽子！快马溜地给我下来！”她一边骂着，还一边拎着烧火棍冲到院中央的大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