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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国别研究五要素（第2页）

这群家伙在野时天天骂人，觉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让他们众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东林党成立四十多年以后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救治国家的政纲。

自己号召广开言路，实际上自己找到机会同样利用党争打压其他派系的声音。

号召打击阉党，但是阉党被连根拔起之后东林党就彻底掌权，他们照样的党同伐异，被剥削的百姓也没见日子好过了多少。

至于反对东南沿海商业干预就更抽象，商业税到明末已经成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反对干预商业是对的，但实际执行之中却很快和东南的新兴商业阶级配合，以“不能与民争利”为口号阻挠朝廷收商税，使得大量的税收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导致农民不堪重负。

后来的东林党直接变成了江浙仕商一体豪强的保护伞，号召着轻徭薄赋，但是却对征收商税万分回避，对征收农业税表示支持。

少数有见识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也能看出东林党的问题，但是当他四处呼喊恢复张居正的政策时，其他东林党人却纷纷与他割席。

东林党到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党争派系，落下“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的评价。

历史是唯结果论的。

东林党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被清流嘲讽的“昏君”“权臣”好歹能出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可东林党崛起后，不管口号喊得再响亮，却没有真正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

到东林后人众正盈朝的崇祯时期，大明更是干脆给盈没了。

站在东林党内部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说自己执政的艰难，但是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哪个不艰难？

当国家的命运交到身上时只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别，形势艰难不应该成为借口。

当然，站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成立的东林党还没有那些抽象行为，这些东林群贤此时可是敢于和税官太监、勋贵豪强对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龙也没可能在现在批评人家什么。

高攀龙和顾宪成两人亲自陪着王文龙走向高台，高攀龙笑着说道：“我等聚会讲学，一直没有一个固定场所，如今也只能找这一处破旧的书院作为暂时集会之所。”

顾宪成为王文龙讲解：“此地原为闽学鼻祖，龟山先生吴国公杨时在无锡讲学的旧院，只是时间日久，逐渐荒废，我等来到之时已经改建成佛寺，亲自动手劈树斩草才勉强开辟出这几间院落，只为请建阳这样的名儒前来讲学。建阳遍历诸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请建阳为我等讲解海外之事。”

王文龙谦虚道：“不敢说什么讲解，只是尽所能罢了。”

今天东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场，七人都是在野官员，基本全是为了争国本或是保护清流文官上疏被贬，在江南士林有很大声望，同时罢官之前在朝中结下的党派名望也未散去，这些人以同样目的结合在一起，自然能够影响朝廷局势。

王文龙登上讲台，看着台下济济一堂的名士，觉得心中有些压力。

东林八君子全部是进士功名，在场的举人都有十几个，王文龙若不是写出《葡萄牙国史》和《天演论》名噪天下，这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