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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正如曾国藩所说：&ldo;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rdo;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ldo;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rdo;。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第15章曾国藩大智慧14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ldo;州县须躬亲六事&rdo;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ldo;以初供为重&rdo;，&ldo;常往看视&rdo;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对于&ldo;怠惰偷安&rdo;、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ldo;记过示惩&rdo;或&ldo;严参不贷&rdo;。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ldo;政明刑清&rdo;，不可贪图享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对地方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命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ldo;转移&rdo;、&ldo;培养&rdo;、&ldo;考察&rdo;等法治吏。他指出&ldo;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rdo;

&ldo;转移之道&rdo;，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ldo;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rdo;；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ldo;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rdo;。

&ldo;培养之方&rdo;，曾氏采用了&ldo;教诲&rdo;、&ldo;甄别&rdo;、&ldo;保举&rdo;、&ldo;超擢&rdo;四种方法。&ldo;教诲&rdo;就是教育诱导；&ldo;甄别&rdo;，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ldo;保举&rdo;，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ldo;超擢&rdo;，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ldo;考察之法&rdo;，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ldo;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rdo;，如&ldo;人人建言，参互质证&rdo;，则&ldo;更为核实&rdo;。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ldo;痛惩模棱罢软之习&rdo;，对有才者要&ldo;化其刚愎刻薄之偏&rdo;，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

培养之方中的&ldo;教诲&rdo;，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ldo;甄别&rdo;，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ldo;保举&rdo;和&ldo;超擢&rdo;，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ldo;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rdo;而&ldo;勤&rdo;与&ldo;廉&rdo;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氏认为，&ldo;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rdo;，&ldo;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rdo;。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ldo;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rdo;。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ldo;荐引私人&rdo;，曾氏立即予以&ldo;奏参&rdo;，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ldo;按照军令，就地正法&rdo;。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ldo;奏参&rdo;、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考核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ldo;仁&rdo;、&ldo;礼&rdo;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ldo;仁&rdo;，就是&ldo;欲立立人，欲达达人&rdo;；他的&ldo;礼&rdo;，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ldo;泰而不骄&rdo;。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ldo;仁&rdo;、&ldo;礼&rdo;二字治军，&ldo;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rdo;在这里，&ldo;仁&rdo;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ldo;立人&rdo;、&ldo;达人&rdo;；而&ldo;礼&rdo;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ldo;仁&rdo;、&ldo;礼&rdo;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ldo;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rdo;这里说的&ldo;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rdo;，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