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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家巫师卜祝问兵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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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战争存在。尽管原始民族的部落内部相亲相善，熙熙融融，但氏族间和部落间却争战不已。或为婚姻，或为食物，或为领地，或者仅仅为显示一下部落战士的勇武。象采集、狩猎、种植等初民行为一样，战争行为也会有它的经验和积累和总结。在最初可以只是感性的直觉的和片断的，随着文字的出现，就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经验的积淀和升华，呈现理性化的色彩。

正象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受着生产力条件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双重制约一样，战争经验的总结也受制于战争的频率与规模和人类符号系统的演化。中国早期的文明史，恰在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字演进方面走在人灯的前列。而这种文明的进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极大地激化了战争这一类社会的怪物。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首先是用于铸造兵器，象一句先秦的俗语说的那样，好的金属用做刀剑，而次的金属才做锄犁。发育较早的国家组织，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发动战争，仅《甲骨文合集》收录的卜辞，就有商代君主武丁与上百个方国、部落多次进行战争的记录，战争的时间可长达一年，区域可及千里。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记载事项比较集中的就是战争，目前收集的甲骨卜辞，这样的记载有上万条之多。由此观之，中国兵学的早熟与发达是不足为怪的。

不过，兵家的先驱并非那些孔武有力，叱咤风云的带兵人。倒是不操兵戈的巫师卜况，才使早期的兵略露出萌芽。

从形式上看，中国早年历史上的巫觋们与现代农村的巫婆神汉并无二致。同样是居于神（鬼）人之间的中介地位，传递消息。但在本质上他们是有区别的，其尊卑高下更是不可以道里计。早年的巫师是人类社会中专门的知识分子，拥有旁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和地位。他们是帝王的顾问和参谋，也是帝王的师友和决策裁决人。那时的巫师远比领兵打仗的将帅还要威风和霸道，即便帝王满门心思想打一仗，或讨伐某方敌国，只要巫师们烧烧甲骨，弄弄蓍草棍，如是三番地装神弄鬼一通，然后说不行，那么帝王纵有一肚皮不情愿，也只好作罢。巫师们对战争的参予程度之高，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从出土甲骨卜辞来看，帝王的战争准备，包括对象选择、发动战争的时机、地点、战争部署，乃至处理战俘，都要进行占卜，以占卜的结果来决定行止取予。凡事参与多了，就自然会有关其事的经验或教训积淀于其中，从而见诸于巫师卜祝的卜辞。卜辞从单纯地问战争凶吉、天佑与否，逐渐渗入了有关军队名称和编制、战斗队形、战争规模和使用的兵器等项内容。应该说，这些卜辞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兵书的一些特性。巫师们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军事参谋和兵学先驱的角色，尽管很不称职，但毕竟要算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最可靠的兵家之源。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战争本身的进化，由巫师们兼代的“军事学家”逐渐不能适应情势的需要，两种人物渐次应运而生，取代了巫师这种粗糙的军事学家的位置，一种是由知识及文字应用面的扩大而出现的智谋之士；一种是由“巫”中分化出来的“史”。“史”成为专门的典籍编撰整理、收藏人员，有关军事的记述与总结自然也由他们来承当。在前者，出现了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贤相兼统帅，在后者，则有西周的《军政》、《军志》一类的军事典籍。这两部书虽然已经亡佚了，但是从《左传》、《孙子》中保存的一些佚文片断来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比如在战略上，已经提出得人心与否是战胜的重要条件，提出作战士气的重要性，认为打仗要知难而退强而避之，在战术上强调地利的重要，行军打仗队形呼应，旌旗金鼓的使用等等。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就是这样从巫觋的手中走了出来，由神秘化推向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