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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野咸论兵（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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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兵革之事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但也是最不讲求兵学理论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争的主导者，尽操于那些只知“大枪大戟”的纠纠武夫之手，而士大夫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毛锥”（毛笔）而营赋税。接着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为矫五代骄兵悍将之弊，防止他自身故事的重演，先以杯酒释兵权，使猛将置于无用之地，继而和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改革兵制，设枢密院以掌管军政军令，另设三衙（三司）分领马步军。枢密院地位极隆，其首长与宰相并称“宰执”，但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只管制定战略决策，并有权调遣军队。而三衙地位较低，平时掌握统领军队，却无用兵之权，有意造成兵不见将，将不知兵的局面。非但如此，北宋还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造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并以文人掌军，把军队基层编制缩小，使具体统兵之人地位卑贱，易于驾驭。在兵役方面，实行雇佣兵制度，为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强制饥民入伍，几乎把军队变成了收容所。临战时，将帅往往要按朝廷预先定好的阵图作战，按图行事，虽败无罪，不按图打，虽胜有过，将将帅战场临机指挥权也剥夺干净。

这样一来，五代以来武人专擅之弊的确消除了，但军队素质低劣，人数膨胀，战斗力低下，与契丹、西夏的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边患日益严重，直至危及王朝的生存。

在血的教训面前，在王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从宋仁宗开始，一改前代作风，重视军事，讲求武学。宋仁宗在历史上第一次动用国家力量编撰《武经总要》，大规模整理、修定历代兵法，这与他组织人编撰的另一部大书《太平御览》一样，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后来宋神宗又建武学，设武举，颁定《武经七书》，从此官方武学开始确立。把兵法提到“经”的地位，并由官方出面以钦定武经作为武科举的主要考试内容，兵家的地位之隆，在宋代臻于极致。

由于朝廷讲求兵学的热忱，也鉴于北宋以来积弱积贫，边患不断的民族危机，一大批文人学士开始投身兵学研究。注释《孙子》等兵书经典蔚然成风，仅注《孙子》者就有梅尧臣、张预、何延锡、王自中、陈直中、叶宏、胡箕等，吉天保集其成，选择宋代以前代比较重的十一家编成《十一家注孙子》。一些诗人、文学家也竞相言兵，比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及梅尧臣等都畅言兵机。

就这样，一大批兵学新着出现了，比较有名的象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着意从名将用兵实践中寻求借鉴；华岳的《北征录》，主要关注当世的重大军事问题；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从历代兴亡中探讨用兵方略。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两宋兵书共599部，3865卷，是东汉至隋唐五代总部数的1.4倍，是总卷数的2.3倍。

后学的大兴盛竟然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最弱、战绩最差的宋代，几乎成了一个讽刺。这说明，仅仅靠讲求后学而不改变原定强干弱枝，限制军人的指导思想，不改革陈腐的军事体制，就如同叶公好龙一样，是见不得真东西的。当然，宋代人的一些政治家也明白个中道理，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都以改革军事体制为主要内容，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不曾想进一步改革募兵制，实行寓兵于农。可惜，这些改革都中道夭折，北宋政治军事局面依然故我。只有到了北宋覆亡，在极大惨痛的教训面前，腐朽的兵制才有所松动，出现了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兵将一体的变通形式。而且兵学家与战争相脱节的现象也有所好转，一批优秀的将领脱颖而出。兵学理论由此进入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