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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这是我的实际经历，你问我我就老实地说出来。”

“既然这个反动阶级主宰着的反动社会能满足你享乐能提供你受教育的种种机会，你为什么要与你所属的反动阶级相对抗呢？”

“我在课外阅读中接触了进步书刊……”

“如果一两本进步书刊能把一个阔小姐影响成红军战士，那么我们都扔掉枪杆子去印进步书刊去影响反动阶级的军队警察特务岂不更轻松！”

“这……”

“这种说法如果是美妙的幻想，那么把你的家庭和你接受的教育和影响与一个反动阶级的爪牙——国民党的狗特务连接起来，更切合规律也更合理！我没有时间再看你尚不圆熟的特务手段……”

她又被送进囚窑。

她看着那两个小战士的脸，这是两个相当英俊的脸孔。一个胖点，一个瘦点，比较起来那瘦的比胖的更英俊一些，月亮下就更显得俊气了。他们肯定都不识字，顶多到红军队伍里来后认下了几个字，肯定还没染指过人类堆积如山的知识的书库。他们投奔红军的动机首先是为了活下去。要他们明白她这样能活下去的人为什么还要与活不下去的他们一起冒死革命的道理，还需一些时日，起码不是今晚就能理解的事。他们坚信不疑她是狗特务，使她虽然痛苦却无法仇恨这两个可爱的小战友。即使对审问她的那位干部的愚蠢狭隘和可笑的固执，她也无法仇视，她依然觉得他是她的尊敬的领导，只不过是被混入阵营的西安来的特务搞得六神无主了……

两个战士站起来，重新扛上他们的工具，铁锹和铁锨，说：“走——”

她站起来，跟他们走上梁顶。要下梁了，梁下的那个沟道，可能就是她的葬身之地。她说：“把我的手捆起来，把我的嘴塞起来！”

俩战士一愣，说：“下坡捆着手走不成！只要你不乱跑，不用捆了。”

她喊：“不！我要你照原样捆着手，塞住嘴，走不下去我滚下去！”

“你疯了？”

“我要麻木！”

他们再对视一下，就拉着她的胳膊，朝坡梁的背面走下去……

她没有得到麻木，她清醒着。她又感到了窝囊……

教会办的那所女子中学里的女教员，好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个脸孔，一种腔调，一律都骂共产主义邪说。疯女子的疯劲终于忍不住：“老师，最好给我一本宣传共产的书，看看到底怎么混帐！”老师大惊失色：“你想要死啦？”她愈觉奇怪，愈神秘，愈想千方百计找到那样一本书或一张报纸……果然，她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狂热的追随者与实践者了。那个把这样的一本书借给她读的人随后成了她的丈夫，他们生过一个男孩，两人投奔红军时把儿子寄养到男方的老家里了。他和她是乡党，他也是古原上的一个财东的儿子。他黑黑的脸膛，十分强壮又十分俊。他在中山中学校，是学生地下组织的头儿。她爱他爱得热烈而疯狂。他已经在半年前牺牲了，那个黑脸汉子。不知肃反小组还审查他不？

三年前，国民党教育部长戴季陶来西安视察，要对学生代表训示。她搞到了听训证，朝民乐园礼堂赶去。民乐园是个游艺场所，鸡肠小巷，七交八岔，交交岔岔里都是小门面小铺店小吃铺小茶馆小把戏小婊子院，在这儿能看杂耍的说书的清唱的猴戏的表演，也能吃到甜的辣的酸的荤的素的热的冷的各种风味饭食，还有高档婊子低档婊子以及一块烧饼睡一觉的末等婊子可供各色嫖客选择。西安的行政要员们出于万全之策，出其不意地选定了这个下等国民游艺娱乐的不大雅静的场所让戴部长屈尊露脸。

戴部长既有一表人才又有一表口才，从理论和道德的几种角度阐释委员长的学生应该潜心读书抗日的事由政府来管的宗旨。他没有料想到听众中正有一些蓄意破坏委员长的宗旨的赤党学生，他们是专门给戴部长下巴底下支砖给眼里揉沙子往耳朵里灌水给脸上泼尿来的。讲没讲几句，一张张字条自下至上飞箭般传递到讲台上，主持会议的人搪塞说，等讲完话再回答问题。于是字条儿不传了，有人站起来提问了，提问又变成乱纷纷的质问了：请问戴部长，眼看日本飞机要飞进潼关，学生怎么念书？请问部长先生，不见你讲一句抗日，句句倒离不了防共，现在是共产党占中国的地盘大还是小日本侵略我国的地盘大？剿共当急还是驱逐倭寇当急？委员长到底犯了啥毛病？戴部长脸孔越拉越长结结巴巴支支吾吾气急败坏起来，说学生提出的问题正是赤化的言论。此刻礼堂里哄堂大笑，一声尖锐的呐喊响彻礼堂：“打这小倭寇的乏走狗！”众人一惊，半截砖头飞将过去，直向戴季陶脑门砸去。接着是飞舞的石头、酒瓶、木柴棒子。戴部长钻到桌下，爬到窗前，跳出窗子，落荒而逃。戴部长惊魂未定，只说是古都西安属历朝历代的圣地，民风淳厚的礼仪之邦，没料到竟是砖头瓦砾的干活，倒应了关中多冷娃的笑谈。

从西安最龌龊的角落向全城传播着一个惊人的笑话，堂堂教育部长在民乐园挨了学生的砖头，跳窗子跑球了！抡出头一块砖头而且呐喊叫打的竟是一个女生！传说这女生是陕北过来的一个红军的神枪手云云。其实呢？她是古原上的一个老财东的千金宠女，一个基督教会学校的学生……

她完全暴露了。她和她的黑丈夫把刚刚出世的儿子交给孩子的奶奶去喂养，就投奔红军游击队来了。她们先扮装成一对洋场阔少，出了西安，再扮成一对讨吃要喝的叫化子，终于走进了游击队的根据地……

两架山梁之间的一道狭窄的河沟。从那架坡梁翻过来，下到河沟里，不容分说，他们把她的双手和双脚都捆缚起来，然后转过身去，随意选择了一块荒地，挖起坑来。

她瞅着他俩在挥锹舞锨，给她挖造墓穴，眼前一黑，几乎栽倒，她只有窝囊了。

他们挖好了土坑，走过来，拉她走向土坑，给她解开脚上手上的绳子，在土坑前站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她看看这个瘦的，又看看那个胖乎一点的，说：“你俩……叫我一声……同志吧？”

“特务！”

她浑身一颤，随之就跌进了上坑，疯狂了似地喊：“你们终究会明白的！回去捎话给肃反小组那个眼镜，他会后悔的……”

一九五○年，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她被追认为烈士。她叫张景文，窝囊至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1987冬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