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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 红楼梦到底是什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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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

《红楼梦》到底是什么

重视分类分科，这是西洋思维习惯。中国不甚讲究，例如《史记》，名为史，写法则相当乃至过于文学，那么戏剧性故事性性格化，更像小说或传说故事。

《红楼梦》一般认为属于长篇小说，如此言无误，则应该可以按小说来研究，研究它的人物、结构、情节、细节、语言、感染力、想象等等。

但由于《红》的似乎未能终篇，由于它的真实性——我要说是逼真性、丰富性、某些私密性与书写的含蓄性，它又像一份特殊的历史档案、半密码档案。对于它，首要的不是阅读欣赏分析评论，而是破解追踪，查明真相。它要求的不是文学家而是历史的侦察家、寻踪家、破案家、考古学家。

如果《红》属于小说这个判断不差，那么小说的本事如何只是一个素材问题取材问题，相对于文本本身，这并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没有哪一部可以确切地判断哪一章取材于哪一段生活、哪一节取材于哪一地哪一年的经历，更无此书的本事如何、彼书的本事如何一说。小说有没有本事，这也还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少数庶几可以说有个什么本事，多数则极其模糊、重叠、混杂。多数小说的来源绝非某人某地某时某事，而或者是由一点一滴铺演成篇，或者是生活的一点一斑一线一面“提纯”而成，或者是取生活中某事件之躯壳植入新的生命灵魂，或者是如鲁迅所说的集合集中了许多人生经验的结晶。研究家学问家多矣，谁说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本事、《悲惨世界》的本事、《安娜·卡列尼娜》的本事？倒是有说是托翁从报纸上一个女人的自杀报道中得到了写作《安》的契机的。

解放后搞本事调查有两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个是为了批判影片《武训传》，去山东做了挖掘调查，证明武训如何之糟糕，其方法手段与搞专案组无异。第二次是“文革”前夕为了批判影片《北国江南》去内蒙古查本事，证明那里的农村如何光明灿烂，没有那么困难，也没有哪个先进人物一着急就会失明。

中国有重史的传统、考证的传统、训诂的传统，直到测字与算卦解卦的传统。不仅《红楼梦》，李商隐的诗也非要搞出本事来，例如“锦瑟”，是令狐家婢女的名字吗？是隐含“断弦”（故从二十五弦变成了五十弦）之意吗？是泛论诗学吗？不知还有什么，反正不考证出来不放心，也不算有了“解”。

你翻《辞源》与西洋的《百科全书》，就可以看出另一个观念的区别。中文的“小说”强调的是小，是稗官野史，引车卖浆者流热衷的东西，叫作琐屑之言。庄子的说法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桓谭则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而西洋的小说——fiction——则强调的是它的虚构性，强调它是虚构、捏造——虚构作品或捏造借口的行为，乃至干脆解释为“谎话”；作小说解时也强调其内容是想象出来的，而不一定以事实为基础。

我国当代作家如韦君宜自称多半以事实为据写作，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是以小说形式写的回忆录。但是无人去考证核查她或他的实际经历哪些与小说相符，哪些不符，而我相信绝对地相符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