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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王直与日本 明朝海盗传奇（第2页）

可那又怎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宁波争贡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可总体来讲这不过是一起无关痛痒的小插曲罢了，因为在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靠走私来完成的。说难听点，几百年里的明日贸易本质上就是走私贸易，朝贡贸易废不废除，市舶司关不关门，都与大局无干，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还不如去喝西北风来得爽快。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日本那边的战国时代对中国来说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比方让倭寇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这个之前说过，而要按出身成分划分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失地农民、破产商人以及失业武士——俗称“浪人”。

其中，失业武士象征着整个倭寇集团的最高战斗力，曾经有五十多个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烧杀劫掠，导致中国数千军民死伤，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后明朝方面实在是没了办法，不得已出动大炮，才将其镇压下来。

说实话这样的人要是来一千个，会发生什么就真的说不定了。不过好在自战国时代之后，因为日本国内战斗力和生产力日益紧缺，从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正儿八经地开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天下无贼了，尽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东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绝，照样有人大规模地抢东西、放火、走私、掳人。

为什么日本人走了倭寇却还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来作乱的是谁？

答案是中国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其他一些外国人，如朝鲜人、葡萄牙人等等，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说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话来讲，就是：“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从者，则是其余的，其实就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觉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远千里从欧罗巴赶来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没辙。

也就是说，16世纪之后的倭寇，尤其是烧杀劫掠的那一批，绝大多数都是华夏同胞。

这并非瞎说。

话说有一位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在船上当苦力，五十多天后逃走，跑到官府报案说遭倭寇绑架。

衙门老爷问他，倭寇人数多少，真倭几何？

回曰：倭寇两百余人，真倭十几个，其余的都是同胞。

两百个人里日本人二十个都不到，看来“真倭十之三”的说法还真是给了面子。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才会去当倭寇呢？

有个姓郑的明朝书生是这样记载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去参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恶霸、逃犯、被罢免的官员，还有不得志不合群的书生，乃至宗教界败类。

比如倭寇界著名代表徐海，当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这群人，却把东南沿海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几乎是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最糟糕的是，因为倭寇杀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觉得，与其自己天天这么被抢被烧，不如跟着他们一块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于是纷纷加入其中，这就使得倭寇的队伍迅速壮大，而当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时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残酷无道。

当时的东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望”。曾有一个叫谢杰的人说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而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把话说得更绝：“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认为是倭寇。

此外，他还用了“民寇一家”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那就是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当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将，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们的对手实际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杀人放火的倭寇，毕竟是倭寇中的少数，大多数顶着这个名号的，不管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以干武装走私为主。

若是要在这些人里头找出一个值得一说的角色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一个叫王直的人。

对于这个人，评价趋向两极：喜欢的将其尊为毫不逊色于大航海时代任何一名冒险家的海贼王；而讨厌的，则直接以汉奸二字一言蔽之。

但世人认为王直是汉奸的唯一根据，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做海贼的同时也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要是因为这个就把人当汉奸，那汉奸未免也太廉价了些。

王直，生于中国安徽，据说出生时，他娘梦见天上有星星陨落怀中。他年轻的时候虽然过得很落魄，但却一身侠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又文武兼备，所以深受周围人的信任，威望也很高。

自明朝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起，王直就跟着同乡徐惟学（徐海的叔叔）、叶宗满等人搞起了走私。一帮人先是在广东打造海船，然后再坐船游走于日本、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走私贩卖硝黄丝绵等物品，赚了不少钱。

于是这就成了倭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