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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这次拒绝借住让我看透了他们的心；在这之前，有一个镜头也曾在我的脑子里反复闪现，让我难以理解。

那还是在我结婚之前，我的耳朵前面长了一个小包，摸着是个小硬疙瘩。我到县医院看，大夫是个实习的“工农兵学员”，二话不说就要给我动手术，说是小手术一个，没关系，长好了看不出来。我也是不善于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就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没想到他不过是急着要练手，而且医德和技术还是极次。我手术后伤口感染，半边脸肿了起来；到医院引流排脓，老大夫摇头说，刀口太深，没伤到淋巴，已是万幸。这个小灾在我的左耳前留下了一道疤，起初是红红的一条，还顶显眼。

我伤愈后回北京，一进门，“妈妈”看见我脸上的伤疤，先是有些惊异，然后忍不住扑哧一笑；见我在盯着她，想收回笑容，可一下子又收不回去，用牙咬住嘴唇，笑意还留在脸上；那神态，真像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

爸爸看了看我，没有笑，也没说什么。

看到继母的粲然一笑，我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

在我脸上有伤之后，我的同事，我的学生，都没有这样幸灾乐祸地笑过。

记得在珠市口的鹞儿胡同住的时候，院子里的一位大妈曾当着“妈妈”的面夸我：

“无敌这小伙子长得够俊的！”

“妈妈”撇撇嘴，让那位想套近乎的大妈碰了一鼻子灰。

我的“俊”也要令她生气，当然，“不俊”也就令她高兴了。

或许是我的脸长得和母亲相象，所以才招她讨厌？

我无法理解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后来，这块伤痕渐渐地不明显，并被耳前的鬓角盖住。但这“难得”的一笑，将继母冷酷的心态表露无遗；所以在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区里的教师宿舍楼虽是按时完工，但僧多粥少，分房子比盖房子还难，有一个极为复杂的操作程序：要按条件给申请者打分，还要三榜公布分配方案以征求意见，分房子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八八年，我们终于搬进丰台桥南的新居。两室一厅，五十多平米，在当时绝对是一套“大房子”。

我有了一个想法，把南京的母亲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妻子也同意。

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母亲和姐姐，他们也同意，母亲说也想看看没见过面的儿媳。我们开始筹划房间的布置，计划再买一张床。

但不久姐姐又来信，说母亲不打算来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犹豫和矛盾的。

一方面，我愿意母亲来住，时间长短都可以；但也想到，母亲到我这里来，会造成很多的尴尬。

在北京，我有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家庭关系；只要不涉及继母家庭的切身利益，只要我能容忍，表面上也过得去。平时有来往，过年过节更要去探望；除关系特别近的老朋友，学校的领导和同事并不知道我有个继母。每每偕妻带女拎大包小包去看望他们时，女儿“爷爷”“奶奶”地叫，“妈妈”做饭做菜招待，吃完饭和弟弟们聊聊天，倒也其乐融融。爸爸“妈妈”包括弟弟们时或也到我家来，在密云时也去玩过几次，我们都是热情招待。

虽然在这“和谐家庭”的协奏曲中，始终有不和谐的孕含冲突的旋律背景，但这在外人一般是察觉不出来的。

如果母亲来住，就给本来不安定的旋律又增加了一个不安定的成分。

我想过，一种方式就是把母亲来住的事向爸爸“妈妈”挑明；但以他们的心胸度量，必然有一场风波。

或者是瞒着他们，这也有些难度；因为一概拒绝父母和弟弟的来访既没有理由，也令人生疑；再者，亲生母亲来住，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也有悖情理。

我心里为难，但没和妻子说，也没有和南京的母亲姐姐说，心想走一步算一步，考虑太多也没用。我常对学生说，难题自有易解处，也许到时候也就化难为易了。

现在，母亲自己说不打算来了。

莫非是母亲也考虑到我的难处？

母子，固然是至亲至爱的亲人；但对我来说，这两个字是何等的让人痛心！六个月大时母亲离我而去，三十岁与母亲重逢，这一生与母亲相依的日子不到七个月，而三十岁之后相处的日子不到二十天。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倒在其次，母子之间，情感的障碍已经无法逾越，我再也找不到母亲怀抱中的温暖，母亲再也找不到在儿子呵护下的安全感。

我能够理解母亲的决定，以她的独立和自尊，她不愿意在我这里当“客人”。

我想起“灰阑记”（注）里不忍幼子痛苦而主动放弃的母亲；有时，放弃也是一种爱。

我和母亲的生活轨迹，如同一个点辐射出的两条线，本来已没有相交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