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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3页）

挖红薯的挖累了，打红薯窑的吃饱了，天也渐渐黑下来了。

邓益先客气地请宾教授和武尚哲到家里吃饭，两人摸着肚子几乎是异口同声还带着饱嗝：“不用，不用。打红薯窑……呃！饱了。”

邓益光诡秘地一笑：“你们讲客气，我可不讲客气哦。”说罢挑起红薯担子，让邓小见苛锄，两爷崽一前一后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宾教授和武尚哲面面相觑。

武尚哲想想觉着有点儿不对：“教授，我们应当去他家吃饭呀？”

“打红薯窑都吃饱了……”

“吃饭是借口，找他谈牛角节才是目的呀。”

“对呀！刚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层？”

“都是红薯窑的红薯给撑糊涂了！”

宾教授哈哈大笑：“我嘴馋，谁让你也嘴馋！”

入夜不久，宾教授和武尚哲叩响了邓益光的家门。

“你们还来呀！”邓益先愣了。

“今天小见带我们打红薯窑，家庭作业还没有做吧？我们来辅导辅导。”

“宾伯伯，武叔叔！我的家庭作业真没做呢，快来帮帮我。”小见拉着宾盛中和武尚哲，有点儿“客来疯”。

看着宾盛中和武尚哲认真地辅导着儿子，邓益光陷入矛盾之中。

自己为什么不愿透露珍藏着的这节牛角呢？对于一位珍藏者来说，守口如瓶地藏着掖着容易，一旦漏了口风，就很难谈得上“珍藏”了，就会招惹上无诉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干扰。正是自己的守口如瓶，从来都没出过事。可就在1987年，自认为改革开放了，可以亮亮珍宝了。结果对村长这么悄悄一说，麻烦真的接踵而来：有人上门收购的，有人要欣赏欣赏的，有人动员自己交公的，有天晚上家里还差点儿遭贼了！

干脆，自己从此一概否认，没有那节牛角，早就弄丢了！

这次，宾教授真诚的道白和科学的阐述，的确是打动了自己，自己的内心深处却老是涌起一股无厘头的逆反心理。看着宾教授给儿子分析题目时流露出来的那份童心，自己的心彻底的动了。

邓益光约宾教盛中和武尚哲次日再来家里，他让他们看牛角节。

牛角节，终于见到了！

那是一份传奇，那是一份秘密，那是一份惊喜！

邓益光看着自己珍藏的这节牛角，向宾教授讲述了邓氏家族收藏牛角节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邓益光说，从明洪武二年（1369年）到1959年，千家峒迁徙出来的邓姓族人在原来的平寨村定居了590年。平寨村的邓姓瑶族同胞经历了多次战乱，但他们一代代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着这节牛角。

邓姓人到富川之初，最先落籍于龟石大峡谷大山中一个叫大塘坪的地方，他们搭建的村寨背靠金子岭，头枕九龙头，村名就叫平寨。

平寨村坐落在富江边。1959年，国家建设龟石水库，平寨村从规划中的水库库区搬迁到现在的居住地，仍叫平寨村。水库建成后，一座古色古香的青砖瓦房、富丽堂皇的石鼓大庙将被淹没，原来住在大庙里保管各种神器的神长邓瑞平没有了居所。

此时的邓瑞平孑然一身，他妻子受不了清苦和贫寒，领着独生女儿离他而去。在搬迁中，石鼓大庙保管着的两只大木箱被打开了，里面的锡香炉、铜锣被族人瓜分了。邓瑞平悄悄收藏了一只小花袋，小花袋中装着一节牛角和一本族谱。

1965年，邓瑞平病逝。邓益光在料理完伯父的后事后，意外地发现了那只小花袋，得到了祖传的牛角节和族谱，他不声不响地藏了起来。

宾教授细细翻看邓氏族谱，里面有明确的记载：“明太祖洪武年间，由全州灌阳千家峒发迹到平乐府富川县，洪武二年（1369年）己酉，原籍经家考，居住平寨村。”

面对牛角节，宾教授和武尚哲更是兴奋异常。他们仔细地边观看边测量：这节牛角长3．1厘米，上端直径4．7厘米，下端直径5．3厘米，中间有椭圆形孔，估计应当是一支成年牛角的第三节。牛角节下端的横切面上，依稀可以辨认出两条类似倒“V”形的刻痕，但看不清是字是符还是图，更猜不出表达什么意思。

“益光，这节牛角最好能作一次鉴定。”宾教授诚恳地说道。

“你怀疑不是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不过科学的态度是要寻求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依据。”

“怎么鉴定？”

“到北京用碳14方法鉴定。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不，不，农活多着呢。我……相信宾教授，请你带到北京做鉴定吧。”邓益光很信任地将牛角节交给宾教授，“检验牛角的事就拜托宾教授了。”

宾教授看着这节牛角，心中老是有个解不开的谜：牛角节的剖面刻着几条相连的、已非常模糊的花纹，表达着一种什么意思？难道真像世人传说的，十二节牛角的条纹组接起来，就是千家峒宝藏埋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