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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第3页）

我问：“是你的？”

他说：“是，真是我的……”

我说：“那么无疑你也用它打过我了？”

我又问：“我也不是小偷，你为什么打我？”

他讪讪一笑：“好多人都喊打吗，又不我一个人。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别人不喊打，我打你干吗……”

听他的话，似乎还不无打我的道理。

我说：“你捡去吧！”用力将那钢管钓竿抛出老远……

…………

见了市长面，我讲了那一番经历，市长聚精会神地听，一边听一边摇头不止。听完，样子很认真地问我：“你学过功夫？”

我惭愧地说：“没有。要学过点儿就好了！”

他说：“你既没学过功夫，又非人高马大，不是太冒险了吗？那种地方，三教九流，莽汉恶少，什么人都有。我请你来的，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家人交代？”

不无道理，我抓起烟吸，不再说话。

市长又说：“我听人讲，你很爱管闲事儿？”

我说：“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经历，在你这地盘内，我绝不再使你担惊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个意思。该管之事，还是得管，我批评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应该喊治安人员啊！”

我说：“我是那么想来着，可四周并未发现治安警。我怕我去拽来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几刀，一命呜呼了。偷一只表还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那个被打的人确实是因为偷了一块表。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中度脑震荡，皮下瘀血外伤十几处……

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不见得是小偷呢……”

市长说：“与打他的那几个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恻隐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货真价实的流氓，有受雇的打手，也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闲汉。你说得对。他们都承认，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们不参与打，就觉得手痒得难受……”

而我的“护身符”，正是在那一场经历中丢了，还有我的钱包……

我知道别的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玩儿什么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不但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时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情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我的切身感受是，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