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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女犯人为什么买茄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两个那时候虽然很穷，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非常快乐。我们俩花五块钱在小狗肉馆里享受，用两块钱买一个狗头啃，一块钱买两个拼盘吃，一块一毛七买一瓶春泉酒喝，我喝六两她喝四两，最后再来个蛋炒饭，我们一家一半，然后就回去战天斗地。唉!这种幸福生活我可能一辈子都享受不上了!这种感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来啦!但是我们曾经拥有过……

后来我问芳燕儿为什么要说‘拜拜了茄子!，她告诉我……在里面夏天的时候，食堂的管理员会卖给她们长的茄子，价格是十块钱一个。我问她冬天的时候怎么办那?她说扒了皮的香肠，套上塑料袋一样用，加热了大家分着吃……

四年的牢狱生涯让芳燕儿的性格改变了许多，她比以前深沉多了处事成熟老练。芳燕儿就是脾气太坏喜欢管教我，后来我们经常吵架，她胆子大敢和我对打。虽然吃亏的总是她，但是我感觉很难驾驭她。我们俩又相处了半年多，非常友好而平静地分手了。她不听我的劝告一个人去了深圳，就像当年她送我一样，我把她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正文十、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十、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命运的转折点——搞书

1987年初，建设厅成立了一个“文苑编辑部”。我们都在一个楼里办公，当时的主编赵亮把我借调了过去，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抓住了，它成了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赵亮给我发了记者证，让我主管发行，对外号称发行科科长。我人模狗样地上任了!《文苑》第一期出版后，我开始了全国的大推销。我的工作方向还没有切人正点，当时只跑全国各地的两个部门，一个是邮局的报刊零售公司，一个是铁路列车段的多种经营办公室。

我的第一站是沈阳，这时候我们的连长黄永德已经转业，他被分配到了沈阳市的煤气公司，我顺便看望了连长。第二站是大连，我又看望了在司法局工作的副连长王清连。接着我从大连坐船来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然后是北京——济南——泰山——徐州——南京——上海一杭州。我跑了这11个地方，总共用了13天，几乎就是白天办事晚上坐车。那时候的卧铺票非常紧张，好在我有个记者证，有时候能得到照顾。没有卧铺就坐硬板赶路，我还经常钻到坐位底下睡觉，那时候火车走得慢人又多。有时候连个座位也没有，唉!那罪受的……

在杭州因醉酒把钱丢了……我住在杭州天目山建委的招待所，等编辑部给我寄钱来，那时候哪有什么一卡通啊，只能是邮局汇款，足足等了八天我才收到。前5天我还可以，每天绕着西湖转转，吃点好的喝点酒。后两天不是面条就是蛋炒饭，看着人家吃大闸蟹和叫花子鸡，可把我馋坏了。最后一天弹尽粮绝，把我的手表和记者证押给了招待所，好说歹说借了30块钱，才美餐了一顿!

离开了杭州坐汽车来到温州……福州——南昌——广州。一出广州站我就感觉到了开放的味道，因为那时候出广州火车站是不查票的，我感觉非常新奇。但是我当时想的最多的还是雷敏和芳燕儿，我一路都在幻想着能不能戏剧般地碰见她们。因此，总是东张西望地分外注意漂亮的女孩子……那时候我没有见过世面，连早茶都不会吃。饭店的人很多，我见一个老头占了一张桌子没吃饭，就不由分说坐了过去。老头用广东话对我说：“这里有人。”

我听不懂就随便地“啊!”了一声，拿起他的茶壶就倒水喝，气得老头直用广东话骂我……东北人爱吃点沾酱菜，可是广州没有。我就找服务员要了点生菜和大葱，沾着酱油香甜地吃了起来。我见吃饭的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耻笑，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喊：“有他妈什么好笑的，我们东北人就爱这么吃!想找事是不是?”

广州人就是不爱惹事，这要是在我们东北非打起来不可。后来我才知道南方的青菜非常脏。我们北方的青菜上肥的时候，都是把粪上在土里，南方的农民是把粪装在粪桶里，再兑上水用大粪舀子往菜上乱扬。真恶心!

我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杂志推向全国的市场很快有了反映。由于我们的杂志是以讴歌建筑领域的人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头两期是赔钱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市场上当时畅销的东西是凶杀和带点色情的。根据我的建议杂志内容作了调整，第三期就开始赚钱了。发行量达几十万，我们赚了不少钱。在杂志社我学会了怎么赚取图书成本和定价之间的差价，还有组稿、发行、印刷等运作方式。同时我结识了全国各地一批二渠道的书商，这为我以后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我们的杂志违背了办刊宗旨，不到一年就被停刊了……

我认识的第一个书商是广州的杨昆仑，他是看到我们的刊物自己找上门的。他当场交钱包销了七万本杂志，我们成了朋友，他给了我一套全国的二渠道发行网点，这时候我才知道全国有个搞书的二渠道。

当时并没有“书商”这个词，出版社和社会上的人把个人经销出版物的人统称为“书贩子”，很有歧视的味道。他们把国营图书流通领域称之为主渠道，把民间图书流通领域称之为二渠道，而二渠道这些人总是自称为“搞书的”。后来在90年代的初期，随着这伙人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频繁地和出版单位接触，成为出版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版社的人感觉叫我们“书贩子”他们也掉价，于是，“书商”一词应运而出。书商为当时中国沉闷的出版界注入了勃勃生机，架起了出版物走向市场的桥梁，但是当时“书商”这个词并没有叫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的几百家出版社，体制非常僵化，他们自办发行的能力十分有限。出版社与市场接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新华书店。当时的新华书店更是几十年墨守成规，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如果是通过新华书店发行，书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最快也要三个月，正常的是半年的时间，而书商们做这些事情20天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