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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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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

袁世凯合纵之策在前期还是很有效果的，使得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或无所行动，或严守中立。迫使孙中山陷入孤立，而逃往日本。但在杨洪森担任领导同志期间，随着福建孙道仁的独立，各省对中央的态度正在改变。杨洪森与广东龙济光、湖南谭延闿、浙江朱瑞私下往来不断，且相互又结为同盟，这些从安徽发来的情报中可以解读出。袁世凯谋士民国奇人杨度却这些来自安徽的情报颇为怀疑，认为这些情报可能有夸大不识之处。

袁世凯俨然没把这没在心上，就算杨庆不可能，那些张大喜还是可靠的，杨度所言再他看来过于谨慎。

关于龙济光与社会人民党的关系，其实在社会人民党只有一个商务代办处。龙济光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地方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力量。龙济光在广东根本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地方的某些势力很好，很强大，所以有些地方只能采取间接管理，只能待日后慢慢消化这些地方政权，逐步实现广东的统一。

国民党在广东根基深厚，稍有不慎，今天的天下，明天就被人抢走，对江西暂不用兵是龙济光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于对江西的经济封锁，对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尽人世；至于放任广东社会人民党一说，实在是因为广东的社会人民党实在不值一提，有精力和他们捉迷藏，还不如多抓些国民党人，多刮些钱。

关于龙济光通过粤汉铁路与赣南皖军做生意一事，袁世凯已经派专人查办，不过这并非龙济光一个人事，此事只追查了数天就再也查不下去了，龙济龙对此大发雷霆，手下将领也十分不满，他们不过是搞活广东经济，增加军队第三产业收入，缓解广东地方政府的地方财政压力，至于那些没边的事情完全某此别有心之徒，意图离开他与中央的关系。

龙济光是一个很滑头的人，当然不会为这点小事与北京翻脸，但是他完全有理由对中央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袁世凯只好对其大加安抚。

陶继光随大部队撤出南昌后，便将支部迁往赣州，并以赣州为中心，开展起了新一轮江西“讨袁”活动。

赣南的情况与赣北不同，在这里无法得到安徽有力的支援，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所以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获取广大群众支持，就显得尤为迫切。

孙中山虽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但是改组后民生完全被忽略，民权也无法得以实现，三民主义长期停留在理论阶段。社会人民党将这一理论实践化，赣南很快就成为了第二个安徽。

赣南的陶继光、方振武，赣皖边境王文远等军事力量时刻威胁着南昌的李纯。

除这两路外，还有在赣西一带游击的林虎部。林虎系孙中山警卫团出身，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搞政治不是他所长，赣西无法建立起根据地，林虎被逼撤至湘赣边境，依靠湖南方面的有限支援继续斗争。

林虎在赣西多次要求把部队撤出来，原因无外乎兵源、粮饷还有军械，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他部队越打越少。为了改变赣西的局面，陶继光派工作组至赣西帮助林虎，同时派员联络湖南党支部。

林虎是国民党在江西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这支力量被国民党人给予后望，因为他们在面对北洋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社会人民党的渗透。那些围聚在林虎身边都号称是国民党内最坚定的斗士，他们口中的“社会人民党威胁论”，这一天要听上十几遍，对林虎多少有些影响。

随着社会人民党接过江西“讨袁”大旗后，江西“讨袁”的总指挥也就换成了社会人民党的方振武将军领导。

方振武曾严令林虎部坚持游击战，在赣西继续牵制北洋军，因为方振武并没有说要牵制多长时间，林虎和国民党忍无可忍了。作为正规军此时他们在赣如同土匪一样，而社会人民党人派过来的到处指手划脚好像没有他们，就打不赢北洋军一样，这让林虎产生对社会人民党的不满。

湖南“讨袁军”很早就建立了，但是谭延闿倒向北京后讨袁军被迫解散，部分性情较为激烈的都被谭延闿捕杀，多数革命党人被迫离开湖南。李烈钧因为谭延闿捕杀国民党人，愤然离开湖南，后听说孙中山去了日本，便转道也去了日本。

江西讨袁的领导区在这时彻底落入了社会人民党手中。

随着全国性“讨袁”形势的变化，长沙城内青年学生和部分进步人士举行游行声援“讨袁”，谭延闿通过一些较为温和的手段将其解决，但随着南昌、南京两地的保卫战，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讨袁。

孙道仁在福建宣布讨袁后，袁世凯令谭延闿来京担任要职，后因湘人反对，袁世派不能成事，遂派要员从湖北进入湖南，拉拢湘军将领，并着手派兵进入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