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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刘玉芬（第1页）

1

表姐刘玉芬本来应该是我表妹。

那年秋天一个光线很暗的黄昏，舅妈在给生产队的耕牛喂草，一头因常年吃不上精饲料而气急败坏的公牛突然发作，一蹄子踢到舅妈挺起的肚子上，刘玉芬在牛圈里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比我早出生一天。

表姐刘玉芬读到初二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一辈的乡里乡亲说她长得像画里的人一样，十里八乡年轻一辈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女也就是样板戏里的那几位，所以他们以孤陋寡闻的见识，就我表姐刘玉芬的长相争得面红耳赤，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刘玉芬比样板戏里的李铁梅、江水英、方海珍要好看得多，多在哪儿？没人能说得出来。同在初二（1）班的同学于耕田悄悄地对我说：“刘玉芬像电影里的海霞。”

表姐刘玉芬长着瓜子脸，笑起来眼睛、眉毛会跟着一起笑。夏天的时候，我和于耕田晒得像被压迫的黑奴，而表姐刘玉芬脸上白里透红，怎么晒也晒不黑。我问表姐为什么，她站在毒辣的阳光下，抹着一脸的汗水，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戴草帽。”

那时候地里的庄稼跟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从种到收，整天萎靡不振、半死不活，乡下最好的年景也得缺三个月口粮，所以我们活着的目光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盯着粮食和饭碗，而不是盯着姑娘。于耕田在课堂上畅想共产主义幸福情景时说：“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顿顿能吃上五碗干饭，肚子撑得像地雷，一碰就炸！”

于耕田的父亲是个瘸子，母亲是个瞎子，每年冬天，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今年刚进入腊月，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一个雪后放晴的早晨，我和表姐刘玉芬在村口遇到了站在风中瑟瑟发抖的于耕田，十五岁的于耕田瘦得像一只瘟鸡，脚上的灰蓝布鞋已经开裂，露出了冻得青紫的大脚趾。他抹了一把鼻涕，从草绳捆着腰的怀里掏出一张纸条，对我说：“灶屋两天都没冒烟了，借米也借不到，你帮我跟王老师请个假！”

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王老师，请假要饭一天！于耕田12月26日。”

我觉得要饭挺丢人的，迟疑了一会儿，把假条塞回于耕田的手里：“你自己交给王老师吧！”于耕田苦着脸说：“我怕王老师不批假。”

这时，站在一边的表姐刘玉芬一把抢过假条：“我交给王老师！”

自刘玉芬帮于耕田请过假后，我发现于耕田对表姐有些上心，每天在村口非要等刘玉芬来了，才肯去学校。有一次，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走在身后的于耕田将一个烤熟的红薯悄悄地塞到刘玉芬手里，动作隐蔽而迅速，刘玉芬不仅没有拒绝，脸上还有些激动。

寒假前一个有霜的早晨，阳光软弱无力地照亮了村里荒凉的屋顶和冻僵的麦田。我说：“时间不早了，得赶紧去学校。”于耕田用走资派般死不改悔的口气说：“等刘玉芬来了一起走！”

表姐刘玉芬那天没来，我们到学校时，光棍一根的王老师没追究我俩迟到，却把于耕田拉到一边没头没脑地教训了起来：“你请假要饭，为什么让刘玉芬送假条？”

刘玉芬不读书了。王老师为此上门做了家访，问刘玉芬为什么。刘玉芬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城镇户口毕业了能招工、当干部，我们农村户口读毕业了还是回家种田。”

于耕田听说刘玉芬不读书了，他也死活不愿读了。那天我们三人最后一次在村口碰面时，于耕田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读再多的书，也不给你当革命的接班人，只给你一根扁担，挑大粪！我要是再去读书，我就是乌龟王八蛋！”我看到表姐刘玉芬虽然没说话，却激动得满脸通红。

读初三的时候，我们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2

舅舅在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表姐刘玉芬帮忙淘米、洗菜、烧火。

于耕田也没去生产队干农活，他到河里、水塘里捞鱼摸虾，聚多了，隔三岔五拎到县城或集镇上去卖钱。听说于耕田不想读书了，瘸子父亲和瞎子母亲感慨万千，都说儿子长大了，他们对于耕田主动辍学表现出了相当的兴奋和激动。

我父亲虽然是一个乡村木匠，但他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里修过楼梯和木地板，据说还见到过蒋委员长的背影，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他要我继续读书：“总统府里的哪个大官不是读过书的？读书无用，不读书更无用！”

我舅舅其实就是读过书的人，正宗六年制高小毕业，全村最高学历，1949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0年在县镇反办公室帮着整理和抄写即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1957年因说了一句“每亩一千斤都收不到，哪能收十万斤”被定为右倾分子，开除公职，回到乡下种田。舅舅由城里户口变成乡下户口，丢了城里人的身份，也丢了吃供应粮的饭碗，每个月三十二斤大米、半斤油，还有逢年过节时的白糖票、花生票、布票、肉票、肥皂票、香烟票，全都没了。舅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是早知道说一句话会丢饭碗，用老虎钳也别想撬开我的嘴巴，我宁愿咬断舌头也不说！”

舅舅回到乡下后，娶了我乡下的舅妈，一口气生下来四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舅妈在一些饿得饥肠辘辘的夜里浮想联翩地对舅舅说：“你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多好！”舅舅在黑暗中叹着气：“我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哪会娶你？”

成为农民几年后，已没人关注舅舅这个右倾分子了，大队要成立革委会，缺主任，全村都知道舅舅有文化，在城里吃过供应粮，公推舅舅出山。舅舅对前来筹备大队班子的公社书记说：“1957年我是右倾，被开除回来的。”公社书记想了一会，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不能当主任，那能干点什么呢？”舅舅说：“书记，我家里孩子多，口粮不够吃，我想到公社食堂烧饭！”

我舅舅就这样进了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一烧就是八年。其中我表姐刘玉芬帮着烧了三年半。

刘玉芬到食堂帮忙，厂长说：“你丫头来烧饭，没意见，烧饭每个月六块钱是早就定好过的，一分钱不能加。”烧饭虽没报酬，但女儿不受风雨太阳之苦，还能吃饱饭。舅舅说行。

于耕田喜欢把鱼虾卖到镇上的农机厂食堂，价钱比镇上要便宜三分之一。卖了几次后，舅舅说公社农机厂由一帮铁匠、木匠造的手扶拖拉机一台卖不出去，没钱天天吃鱼虾，叫于耕田不要来了。于耕田嘴上答应，可腿上却不由自主地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刘玉芬跟于耕田在食堂外面叽叽咕咕地说话，忘了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一大锅米饭烧煳冒烟了，舅舅这才发现了苗头有些不对，他操起厨房里的菜刀，将一身鱼腥味的于耕田轰出农机厂大门：“你要是再来，我砍断你的腿！”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刚卖了鱼的于耕田在街头拦住了我，他托我将一双尼龙袜子带给刘玉芬，我有些犹豫，于耕田买了六毛钱卤猪头肉在我鼻子正前方扬了扬：“你舅舅要砍断我腿，腿断了，捞鱼摸虾的钱就挣不上了。你尝尝看，这猪头肉香不香？”我拼命咽着嘴里泛滥的口水，无济于事地僵持了不到两分钟，一伸手，抓起猪头肉和尼龙袜飞一样地跑了。

刘玉芬接过蓝底紫花尼龙袜的时候，手足无措，一会儿往左口袋里塞，一会儿又往右口袋里塞，她攥着袜子心虚地问我：“我能要吗？”我隐隐觉得这双尼龙袜子有些不怀好意，但吃了于耕田的猪头肉，嘴有些短，就很含糊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

舅舅知道刘玉芬脚上的尼龙袜是于耕田送的，气得脸像袜子一样青紫，他对表姐刘玉芬没发火，却把一腔怒火发到了我的头上：“你都是高中生了，又不是看不出那小子心怀鬼胎，你居然充当帮凶！”

舅舅花三块钱在镇供销社买了一双红底蓝花的尼龙袜子给刘玉芬穿上，那是他们父女俩起早贪黑烧饭半个月的报酬。我把洗干净了的尼龙袜退给于耕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手里攥着袜子如同攥着一份残酷无情的休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1978年冬，我即将高中毕业，高考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早已无心关注于耕田和我表姐刘玉芬之间的儿女情长或英雄气短了。元旦前两天，于耕田找到我，他叫我带一张电影票给刘玉芬，县电影院元月1日中午12点30分的，是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全县人都快看疯了，里面男女抱到一块亲嘴，胆子真大！”这时的于耕田很自信，他用卖鱼虾的钱买了我们大队第一辆自行车，“长征”加重车，就凭这辆豪华自行车，全公社的漂亮姑娘于耕田可以随便挑。

我说我要复习考大学，没时间去送电影票。于耕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你复习太苦，这钱拿去买两瓶补脑汁喝，考走了最好，考不走，我把摸鱼虾的手艺教给你，闭着眼睛一年挣六七百，比公社书记的工资都高。”

我揣着电影票走到农机厂食堂门口时，舅舅将我堵在了油污很厚的门边：“这么早你来干吗？”我心里做贼似的说：“找表姐。”听到声音的刘玉芬从厨房里跑出来，很兴奋地塞给我一个馒头：“早上食堂剩下的，还热着呢。”尼龙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舅舅的神经，他用像鹰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支吾着：“没什么事，走到厂门口了，进来看看！”我手里攥着电影票，接馒头时，其实已经悄悄地挨到了刘玉芬的身边，可舅舅寸步不离地贴着我，我毫无办法。刘玉芬似乎看出了我脸上的暗示，说了一句：“你明天放学走这路过一下，给你留一些锅巴，食堂大铁锅烤的，很香！”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号傍晚放学，我又去了农机厂食堂，舅舅仓促地给了我一大块锅巴，叫我快点回家，我问表姐去哪儿了，舅舅说厂里元旦放三天假，去江苏扬州的姨娘家走亲戚了，姨娘五十岁生日。

当晚我回到村里找到于耕田，他收起电影票，将五块钱重新塞回我手里：“你不要为她打掩护了，我知道，刘玉芬看不起我。”他抬起头，望着黑暗的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明天、明天我就离开这鬼地方，到县城去打江山，公社农机厂烧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耕田去县城半年后，公社农机厂倒闭，正逢分田到户，舅舅和表姐刘玉芬卷起铺盖回家种田，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从那以后，于耕田和刘玉芬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来往。

3

舅舅家分了十二亩责任田，午秋两季，抢收抢种，披星戴月，其间的苦和累，在城里吃过供应粮的舅舅深有感触：“能说出来的苦不算苦，能说出来的累也不叫累。”乡下人都知道，干活累极了不能收住脚，只要一歇脚，人站着就睡着了。一次，表姐刘玉芬插秧回家吃晚饭，她捧着饭碗，吃着吃着，碗筷掉到地上，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舅舅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从此，舅舅叫表姐刘玉芬在家烧饭，不让她下地干活了，舅妈有意见了：“这么大的丫头，不下田插秧，十几亩地，我一个人哪能插得完！”舅舅说：“还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