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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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伊渡：

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

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

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

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ldo;文化大革命&rdo;，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ldo;马夫&rdo;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

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

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ldo;书记&rdo;，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糙，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糙。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