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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在这三十万人军中，几乎云集了国民党军中已成名和将要在抗日战争中成名的所有高级将领。陈诚：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战略部署的主要策划人;卫立惶：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孙连仲：台儿庄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蒋介石派出这样的阵容对付朱毛红军，可见他把朱毛当成了自己最主要的对手。

6月30日，何应钦由南昌抵临川，发布了全线攻击令。第三次反&ot;围剿&ot;作战从此拉开了帷幕。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都在福建建宁，主力分散在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连城、宁化、长汀、石城、于都、金昌筹地做群众工作，红四军十二师、红三军九师在南丰、宜黄以南地区活动。方面军对敌人突然而来的大规模进攻尚一无所知。6月30日，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已箭在弦上时，毛泽东还在建宁一个村子里访贫问苦，回总部的路上对警卫员说：&ot;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ot;毛泽东在赣闽边，消息闭塞，不知敌人有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可以理解。设在上梅的党中央难道对蒋介石的进攻事先也一无所知吗?

不!中共中央6月16日曾发一训令，告诉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将要发动新的&ot;围剿&ot;了。不幸的是，这封信在战斗打响时尚未进入苏区。

暂且把毛泽东、朱德如何迎敌作为一个悬案放在这里。让我们先看一看中央指示信常做这种马拉松式的旅行，还会带来什么别的后果吧。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壮、忠诚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半个世纪以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李立三主持起草的冒险计划。这个故事没能及时结束，同样也因为中央的一份停止李立三冒险计划的文件。让我们从头看起吧。

1930年9月30日，（请注意：两天前李立三已经在上海下台了）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出现在右江苏区红毛军军部。他此行的任务是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和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南方军委办事处并转红毛军前委的指示信》。

指示信要求红毛军和红大军，&ot;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ot;，协同东江地区的红军进逼广州。

这一年，邓小平二十六岁，任红毛军前委书记。

1930年11月8日左右，红毛军和红大军整编成红毛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十九、二十、三十一三个师。全军总兵力七千余人，有长短枪两千八百余支，机枪七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

总共只有七千人，其中还有四千人没有枪，能打下柳州、桂林吗?当时没有人提出这种疑问。他们想的只是怎样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指示。

可是，中央又没指示放弃根据地。于是，留下一个师由韦拔群、陈洪涛带领在苏区坚持斗争。这一个师仅有一百多人!

军史在这里评价说：&ot;第二十一师仅一百余人，在右江苏区独立坚持斗争将是十分困难的。但书拔群、陈洪涛从大局出发，坚决服从红毛军前委决定，勇敢地挑起了留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的重担，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ot;一个二十世纪的传奇从此写下了惊世骇俗的第一笔。

10日，红毛军离开河池东进。

18日与敌覃连共师相遇，敌杨腾辉师也从柳州赶来。双方战至当日黄昏，红毛军为避免不利决战，撤出战斗。此遭遇战，红七军歼敌五百余，自己伤亡三百多。

12月初，红毛军前委决定攻占融县长安镇。从5日开始，攻到10日，因故援兵至，红毛军被迫改变由长安镇渡融汇前去攻打桂林的原定计划，北向转移。此战，红毛军歼敌六百余，伤亡五百余。

两仗下来，红毛军只剩不足六千人!

邓小平最先对中央的方针提出怀疑。12月12日，他总结了四把、长安两仗的经验教训后说：&ot;桂林是广西军阀经营多年的城市，周围驻军数倍于我，我看桂林是不能订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做一些工作。&ot;邓小平像毛泽东一样，此时也是&ot;孤臣&ot;，大音稀声。他的意见被否决，仍坚持原定攻打桂林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由五十五团政治委员黄一平率数人化装潜入桂林做内应。

这几个内应后来去向不得而知。红七军根本没有接近过桂林城。半个月后，七军在强攻武冈时再次受阻，伤亡五百多名。

此时，红毛军已不足五千人，严冬季节，多数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行动路线，准备攻占敌人兵力薄弱的全州县城。

1931年1月2日，（请注意：此时距瞿秋白下台只有五天了，而红七军尚不知李立三下台的消息）红毛军进抵全州，城内守军弃城而逃。

在全州休整期间，广大基层指战员对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指示都深表怀疑，议论纷纷。在邓小平坚持下，七军前委会认清了攻打柳州、桂林已无可能，决定先到湖南江华一带休整一段，再向广东北江发展。邓拔奇一看大局已定，回上海复命去了。

1月23日，红毛车进到湖南宜章迳口村，与当地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红毛军只剩下三千余人!

军史载：&ot;2月1日，红毛军转移到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ot;红毛军军长张云逸等在棉花坛会见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时，了解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已经停止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ot;中央的直接指示信还没有送达!

此后，红毛军又几经转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

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

1931年4月，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从此以后，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一缩再缩。有时想发一份指示，几天都联系不上一个交通员。

蒋介石到南昌布置第三次&ot;围剿&ot;中央苏区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执意去见一个和他相好的妓女。

一夜风流的代价是毁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敌人逮捕，被捕第三天就叛变了，旋即被杀。从此，在上海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相互来往，更别说领导全党工作了。

这就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状况。不恭敬地说，可以叫做惨不忍睹。

7月4日，苏区中央局由龙冈南迁。这一天，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在马首上开了个短会。

项英说：&ot;敌人来势凶猛，听说蒋介石也在南昌，他的嫡系部队又全来了。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在根据地作战，一是转移到别处再开辟新根据地。&ot;任弼时道：&ot;中央没有这种指示。我们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在哪里?上次来敌二十万，我们不是用十五天就把他们打败了吗?&ot;王稼样接道：&ot;泽东同志打仗有一套，这次蒋介石也未必能拣到便宜。我看要立即发个通知，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必胜信念&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