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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启示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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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启示录

一根翎毛

——启示之一

文学创作的意识流动，是很有意思的。有时从清晰变得朦胧，又有时从朦胧还原到清晰。20世纪80年代，尽管世界巳进入了电子时代，但还没有任何一部精密的电脑，能清楚地显示出作家思维流动的图形。就以《雪落黄河静无声》为例，小说开篇是写第一人称的我，接到昔日和我一起身陷囹圄一一今天在黄河之滨一个风沙小镇上当中学教师友人的来信。他在信笺里卷卧着一根公鸡的翎毛，也无非是表示信函急如星火之意；就是这根毛茸茸的翎毛，不知触动了我哪根艺术神经，它就像孙悟空吹猴毛遍地变成小猴？一样，我面前出现了劳改队的鸡舍，和一群群的“澳洲黑”、“莱亨”鸡，和中国种儿的“芦花翅”。这根翎毛原来代表的急切之意，已经退居为次要；而劳改队鸡场上那些昂然阔步、旁若无人的公鸡，和走起路来蹒蹒跚跚的母鸡，硬是走到你的稿纸上来。于是，就产生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连锁反应：原来构思的小说背景被推翻了，小说中那个种水稻的人物变成了养鸡场II的“鸡倌”；由于主人公职业的改变，迅速波及到与主人公发生联系的所有人物；就连小说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似都和这一根翎毛发生了新的关系。

我伏首案头，仔细审视着这出乎意料的变迁，想追溯出产生这种变化的源头；想来想去，这是作家艺术联想的升腾。它几乎没经过思考，本能地注入于笔端，你想把它从稿纸的方格中剔出去，是近乎于一种妄想，它在你笔下如行云流水，很快把你原来的设计湮没了，而成为一个全新的，连你自己也感到惊异的另一幅蓝图。

一根小小翎毛，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这可能就是灵感这个怪物显圣了。就像孙悟空可以藏到耳朵里的那根“定海计”，突然从他耳朵眼跳到他的手上，就成为庞然大物，横扫一切，势不可挡的金箍棒一一这，就是艺术突然迸发的奇妙威力。我曾经问过我自己：

“这根翎毛不也像普希金写诗的那支翎毛笔吗？你的艺术思维为什么不向那支笔张开翅膀？”回答是很明确的：

“对那支笔我太陌生了。我只是在电影的银幕上看见过普希金握着翎毛笔凝思，然后他面前变成诗的江河。我没有用过它，在大脑皮层深处没有打上多深的烙印，因而引不起艺术思维的驰骋。它，在我脑子里只是个符号，我知道从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多使用这样的东西写字一它叫‘翎毛笔’！仅此而已！”它是陌生的物体，唤不起我的联想。它是我间接知道的东西，唤不起我感情上的回声。

而对鸡就不一样了，不但从孩提时代，睁开眼皮，母亲就抱着我，指着粪堆上刨食的公鸡、母鸡，告诉我：“那是鸡！”而且，从我有记忆起，就听见公鸡在窗前“喔喔”啼叫，报告黎明。如果把这些任何人都会有的感受都抛开的话，我对鸡舍、鸡群还有着独特的记忆：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一个“同类”，由于工作疏忽，一把火烧着了鸡舍，她为此而受到了处分。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在那个年月，劳改队中的鸡蛋贵如黄金，那些刑事犯把接见时带进来的鸡蛋，和面黄肌瘦的“右派”进行私下交易时，一个鸡蛋要卖大洋3元。假如说，这些记忆还不深刻的话，有一次我母亲给我送进来20个鸡蛋，没等我剥开皮儿享受，“三只手”就给我偷了个精光一一我剩下了一个零。

所以，艺术联想的迸发，不来自于你头脑中陌生的世界，而诞生于你感受最深的记忆仓库。它，不知何时就来叩打你的心扉，从一线萤火变成漫天火光。于是，你作品中的亭台楼阁，比原设想的更有色彩。看！一根小小的翎毛，竟有这么大的神威！

这样的艺术思维不是凭空迸发的，它来源于生活的沃土，诞生于创作的激情。只有生活的赐予，而无创作时的激情，那些烂熟于胸的生活，可能永远只是你创作的元素，无法在你笔下分娩。这些宝贵的文学材料，即使不成为碎铜烂铁，至多只能捻成钉子；而打不成刀枪，铸不成弓剑，铺不成路轨，塑不成雕像，筑不成大器。而激情则像临产时的催生剂，你爱——爱得深刻；你恨——恨得鲜明时，激情才在你心垣诞生，于是你笔下一泻千里，运筹自如，任意驰骋。反过来说，只有激情而无生活实感，无论你怎样狂热于文学创作，也只能像未孕而硬要分娩一样难受。也许你笔下确实有了产儿，但这个产儿不是你的血肉之晶，很可能像从儿童商店买来的洋娃娃；虽然有鼻子，有嘴，有毛发，有脚丫……读者一看，那是个工艺匠制成的假娃娃……

从文学创作的整个流程上去看，从清晰到朦胧或从朦胧到清晰，难免掺有“模糊数学”的程式，怛统治作者整个思维的东西，仍然是1+1=2。非理性思维的因素，屈于理性思维的驱使之下，这就是一根翎毛给我的最大启示！

两支香烟

——启不之二

产生写这篇短文的契机纯属偶然。但偶然的因素里似乎蕴藏着必然的结论。引伸到文学的“洋”与“土”之争中，似能提供点令人思索的东西。

1982年春，登科、明之和我应邀参加澳大利亚的作家周。由于开幕式是在阿德雷德郊外的瑞伍德山庄草坪上进行，因而不可能设有“禁止吸烟”或“请勿吸烟”的示意装置。我和登科、明之又都是多年的烟癖患者，所以我们仨烟一根接一根——如同接力赛跑一棒衔接着一棒一样，吸个不停。当我们正在喷云吐雾地围着开幕式上一个冰人（像征文学是透明而纯洁的）转来转去的时候，一位金发披肩、赤着双足的澳大利亚少女向我走来，并向我伸出一只手，向我索取香烟。

我很不解：论烟质登科吸的是三五牌烟，明之吸的是双喜牌香烟；而我从国内带去的是比他俩价钱要低上许多的凤凰牌香烟。论人的风度，登科大腹便便，俨然像个日本富贾；明之神态飘逸，像个潇洒的东方文人；我又矮又胖，毫无神采可言，站在两位长兄之旁，完全像个跟班的角色，这位美丽女郎何以非向我索取香烟不可？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悉尼的一条繁华街道。一个满脸雀斑、神态疲惫的少女也像在瑞伍德山庄的草坪上那个漂亮少女一样，向我索取香烟。

谜！这确实是个谜。

为这两支香烟，登科和明之一路拿我开心，直到回到北京，在五芳斋餐桌旁还喋喋不休地向我爱人“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