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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大多数人同意工业化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它的经济、文化、通信和政治也都发生了变化。给这种理论以新生的是西摩&iddot;马丁&iddot;李普塞特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一书出色的第二章。李普塞特把国家划分为两类，不是&ldo;稳定的民主制&rdo;（如加拿大和挪威）就是&ldo;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rdo;（如西班牙和南斯拉夫）。除了极少数例外，稳定的民主制比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拥有更多的财富、工业、医生、汽车、教育和城市居民。一句话，它们工业化程度更高。李普塞特提供了一个解释：工业化国家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民主制的基础。李普塞特综合了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参见本章前面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晚近的研究倾向于加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有着分界线，但那不是密不透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很少实行民主制。如果它们想要建立民主制度，通常以失败告终，并往往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然而，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的国家大都实行民主制。当它们建立了民主制度后，通常都会持久。当墨西哥达到人均8000美元时，它为第一次民主选举作好了准备，结果是比森特&iddot;福克斯在2000年当选总统。这种财富‐民主关系的一个有趣例外是印度，它的人均gdp还不到3000美元，却建立并维持了民主制，或许是其创立者国大党的资历和权威的原因吧。对每个理论来说，都会有反例的。

现代化理论对折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动乱和不稳定也有一定的洞察力。那是因为它们只现代化了一两个方面‐‐通常是经济和军事‐‐而其余部分如宗教和社会结构仍是传统的。两者产生了冲突，传统部分憎恨并反对现代部分。这有助于解释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高涨。如果现代化理论是对的话，只要当它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它们就将稳定并实现民主化。

理性选择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由数学家最先发明的途径在政治科学领域迅速发展，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对文化和发展基本不感兴趣，认为个人只要知道相关行为者的利益就通常能够预知政治行为，因为他们会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美国总统候选人摆出对问题的姿态时，他们要算计什么会给他们最好的回报。他们会想，&ldo;很多人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很多人也需要国防方面强大的领导力。我最好只批评在伊拉克的&lso;错误&rso;，同时要求强大的&lso;国家安全&rso;&rdo;。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这些含糊其辞的话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深思熟虑的。

北京高档购物中心的顾客可以在巨大屏幕上观看2010世界杯足球赛。（afpttyias）

理性选择理论家激怒了一些其他的政治科学家。一个研究日本官僚制的人声称，你无须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化或历史，你所要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的职业利益会告诉你他们将怎样作决定。美国一位著名的研究日本的专家对这种随便的、肤浅的捷径大发脾气，并公开指责理性选择理论。更为谦逊的理性选择理论家沉迷于匈牙利语言和文化，但仍然得出结论说匈牙利政党拼凑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选举系统，正作出理性选择以使自己在议会席位上取得优势。

很多理性选择理论家放弃了原先自以为是的姿态。少数人甚至已经称自己为&ldo;新制度主义者&rdo;（见下一部分），因为他们的所有理性选择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制度背景下作出的，例如美国国会。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成为一个支配性的范式‐‐没有一个理论是这样，也没有一个像这样‐‐但它的贡献在于提醒我们政客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这一点为很多别的理论所忽略。

关键概念◇政治如游戏（博弈）

有些理性选择思想家认同一个数学分支‐‐博弈论，它把政治决策看作桌上游戏。古巴导弹危机的&ldo;游戏&rdo;会让几个人扮演肯尼迪总统，他必须权衡是否轰炸古巴。其他人要扮演赫鲁晓夫，他要权衡到底是坚持行事还是收回前言。观察游戏中玩家的互动能给予我们领悟和警示，即在危机决策中什么行为会出错。如果你&ldo;玩完&rdo;了古巴导弹危机&ldo;游戏&rdo;并且发现十次当中有三次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就能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

博弈论认为构建一个合适的&ldo;游戏&rdo;可以解释为什么政策结果常常不可预见，却并非偶然发生的。博弈能够展示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抉择是多么的不容易或不简单。博弈甚至可以被数字化并输入电脑。博弈论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有赖于对双方决策者的预期的正确估计，但这只有仔细检查历史纪录后才能非常接近。我们知道古巴导弹危机是怎么解决的，因此我们调整我们的&ldo;游戏&rdo;使它得出同样的结果。博弈理论只是又一个系统化和阐明历史的有效方式（这并非坏事）。

新制度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科学开始重新发现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正式宣布为&ldo;新制度主义&rdo;。它的关键在于政府结构‐‐立法机构、政党、官僚制等‐‐有自己的生命，而且塑造那些生活在其中并从中获益的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制度不是对社会力量的简单反映（本章开头关于制度重要性的讨论包含了一个新制度主义者的论点）。例如，立法者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久以前设立的规则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得到加强。一旦你知道了这些复杂的规则（有些是不成文的），你就能够看出政治人物是怎样按照逻辑在规则下努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就像你经常能够预测棒球击球手将会短打一样。这并不神秘，只是他们玩的游戏的逻辑而已。保存和增进制度成了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制度即使过时或者无效也会运转。苏维埃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大都腐败而无能，但他们能够持续是因为他们保障了成员的工作和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