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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认为,中国的经济基建已经相当完善,继续投基建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当然需要提高,但如果突然猛地花大量钱财去提升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后续财力可能跟不上,埋下长期隐患。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是流转不通、堵点不通,实体经济现金流极其短缺,另一方面银行资金大量囤积。发行长期国债才是解决之道。金融机构购买长期国债,中央政府拿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债,才能打通循环。
李稻葵认为,基建周期叠加房地产周期导致经济偏冷。持续近二十年的基建,导致短债还期的压力上升,城市化和房地产建设的高涨了告一段落了。建议国家发债、银行拿钱买中央长期债,对冲周期影响,让地方政府恢复应有的经济活力。
提振信心,扭转收入分配格局
经济学者们表示,刺激计划主要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接下来预测,中国还需要“一揽子改革,根本性地重塑经济,释放消费增长潜力”。亟待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改善居民消费。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扩大基建投资保持警惕。王小鲁谈到,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或者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以扩大总需求,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王小鲁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仅仅适用于某些特殊条件的短期政策。一味刺激投资,将导致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产能扩张过快。不如将政府支出重点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缓解社会保障的后顾之忧。这将对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起到积极作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主要通过救济失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改善民生和稳定金融体系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
王小鲁表示,罗斯福新政被误解为凯恩斯式的宏观政策。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投资是有限的,货币政策也是非常有节制的,与凯恩斯式扩张政策有根本的区别。
王小鲁回顾,罗斯福新政期间(1934年-1940年),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年均增长达到10.2%。1932年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6%,1934年该比例大幅上升到45.5%。危机期间增加的福利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后期转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其他很多支出项目的比重下降了。这意味着新政期间政府支出结构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调整。随着这些措施,美国经济从1934年开始强劲复苏,1934年-194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0%。
刘世锦亦指出,现阶段中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刘世锦分析,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0.4以下)。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需求,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刘世锦指出,二战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1万美元左右是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国家在这个节点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建议以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亿-9亿人。
王小鲁指出,当前改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中国大约有4.6亿城镇劳动者,其中四分之一到一半未被城镇社会保障覆盖。以城镇就业人数统计,2021年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大约为25%,未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重约为24%,未纳入失业保险的比重约为51%。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应维护良好的法治、承担更多责任解决民生问题。
滕泰亦表示,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配以货币政策,那么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几十年前中国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能力,芯片、工业软件从无到有,现在的困难不过是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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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好起来,这是许多人最关心的话题,高层出台了史上最强的经济刺激政策,且多箭齐发。顿时,大A从2700保卫战,几天之内重新逼近3100点。
内外部各种声音,也开始从观望、疑惑,开始逐渐变为乐观、兴奋、甚至有人开始有点懊恼。
各种消失已久的关于股市的段子,也重新出现。
不过,这些政策和货币工具的出台,就可以让中国经济就此翻身,走上正循环了吗?
这两天,我也读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就此,可以分享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思考。
主要聊一下我所理解的逻辑,且尽量就着最简单易理解的逻辑来讲,这样总结的目的,主要也为了找到理解很多问题的关键脉络,更好学习交流。如若部分表述如果不够专业,或者有明显偏颇,只代表个人见解。
先说股市,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其实说明一件事。
中国市场其实不缺钱,我国居民储蓄率非常高。中国市场只是缺少信心,以及缺一个合适的时机+点位。
我们有天量的M2在空转没有进入市场,如果进入市场,足以支撑一波牛市。
而9.24的新政出台,官方以近乎“提供无限流动性”的强力姿态来助推股市,有点等同是“国家队明牌喊你下场来炒股”了的意思了,于是,引发了大量的钱重新进入股市。
只是,信心这个玩意,还是有点微妙的,股市表现和实体经济真实现状,二者还是互为因果的。而最近几年的实体经济表现和一线体感有多难,大家都懂的。
如果本次大涨,只是股市上放了个烟花,但到头来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表现等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善,则股市表现很容易很快又会重新回到“信心薄弱”的态势。
反之,如果股市的表现,资金的流动性跟经济发展之间可以形成正向循环,那就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也会从长期和底层上重新带来“信心”的改变。
所以,到底怎么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本轮新政过后,可能会带来什么?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循环,一是外循环,一是内循环。
两个循环背后,也都可以通过4个基本要素来理解分析之——
政策工具、金融资本市场、产业结构供给侧现状、需求侧现状。
简单说,无论外循环还是内循环,在政策积极支持+导向明确,资本市场活跃+流通性正向,产业结构合理,同时需求侧还很旺盛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就能走上一个正循环。
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狂奔式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内循环的问题,是过去的模式导致的负债率增加+产能过剩,同时经济发展增量消失,由此带来需求侧萎缩。
而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问题,本质则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不稳定性增加,导致全球对外贸易市场持续洗牌,新的稳定秩序还需要时间来形成。二者,基本都是“结构性调整”。
进一步讲的话,过去几年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1)原有政策工具失效;
2)大量外资流出,资本市场活跃性+流通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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