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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风波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张国焘却越来越意识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到了必须由他来挽救的时候了。

张闻天离开张国焘的住处，心里很不平静，他很担心张国焘会因此与中央对抗。所以他决定晚间再找张国焘谈谈。

不料，晚饭后，博古先去了张国焘处，而张国焘对博古没有什么好印象，加上博古谈话缺乏策略，又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我的回忆》中，他这样写道：

饭后，秦邦宪（博古）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问题。他虽然做了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ldo;二十八宿&rdo;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一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年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别号&ldo;润之&rdo;，对朱德称&ldo;玉阶&rdo;，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个&ldo;兄&rdo;字，或者&ldo;老兄&rdo;。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ldo;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rdo;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博古这次与张国焘谈话时，对四方面军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宜的称呼、打骂士兵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这更激怒了张国焘，心想，凯丰写文章批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你又来批我这不对，那也是错误的，我简直成了你们的批判对象了。作为一个中共元老，并自以为是中共领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张国焘向博古提出了抗议和警告，使博古没趣地走了。

无论怎样，自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现在已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斗争还缺乏策略，但毕竟已走上了正确的路，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辉煌。他不仅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而且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他写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中，正确而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同志和黄齐生先生参加重庆谈判后乘飞机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毛泽东在《向&ldo;四八&rdo;烈士致哀》一文中写道：&ldo;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rdo;这话语中间，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对博古的崇高评价。这是后话，此时博古还活着，并且刚从张国焘处走出来，显得很沉闷。

博古走后，张国焘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转圈。他感到这里的政治气候在与他作对，虽然毛泽东闭口不谈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却为什么总在政治问题上与他纠缠，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正当他紧张思考的时候，张闻天来了。

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开始交谈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提及博古与他谈的那些话，他认为向张闻天说这些有失他的身份。他要与张闻天谈大问题。

&ldo;今天，我很想听听闻天兄对中共中央迁到瑞金以来的变化情况。&rdo;张国焘单刀直入地把话题一下扯到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ldo;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rdo;张闻天谨慎地说道。

&ldo;闻天兄，两军会师后，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却使我感到忧虑。&rdo;张国焘板着面孔谈道，&ldo;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果，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有什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rdo;

看得出，凯丰的文章强化了张国焘另一种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政治路线上寻找突破口。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军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央路线错误的直接结果，而四方面军之所以保持了如此众多兵力，乃是他张国焘推行了正确政治路线的结果。所以，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是极为有利的，也是他实现&ldo;挽救&rdo;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最佳途径。因而，张国焘继续谈道：&ldo;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什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哪里去？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种采取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