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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序 一曲哀感顽艳的悲歌（第2页）

由此推算，柔福也可能生于政和二年或三年。本书中作者顾及柔福及笄情节，将柔福的出生年份定为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

其他关于柔福在靖康年间的记载，最详赡的是《南渡录》中的一段文字：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京师雪深数尺，斗米千钱，贫民饥饿死者盈路。金人又纵兵剽掠，有一将在天津桥上扎甲士千有余人，民莫敢过。时有柔福帝姬侍从三十余人将欲入内，贼叱止之，呼令出轿。帝姬泣曰：“吾贵家子，天子为吾兄，安可出见金兵？”金兵使人曳出之，使前徒行，笑曰：“美妇人也。”问曰：“汝有夫乎？”帝姬曰：“今两国已和，汝等安得无礼？”其人曰：“吾兄为北国大臣，富贵无比，若能为之妻，不异汝南朝富贵也。吾有香缨一枚，可以代兄为聘物。”遂取怀中真珠香囊，手持以献。帝姬不肯受，金人执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后竟为金将兄所得，盖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长粘罕，为金国元帅；次泽利，为金国北部大酋长；次野利者，灭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

这则史料除了向人们提示了准确的时日、事件、人物外，还昭示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柔福当时深受宠爱，随从众多，而且生性倔强，敢于在金兵陷城之后率众出入；二是柔福后来被迫嫁给了金国大将泽利。

至于香囊一事，《南征录汇》中记载略有不同，其中赠香囊的是金将野利，作者选用这段内容，改写进小说中：

野利代聘多富帝姬（柔福），见归帅府，求赐释付。二帅大诧，询帝姬，云：“出城轿破，时番将胁入民居，令小番传语云：‘兄为北国大王，不异南朝富贵。’使受香囊，未解其意。”二帅怒，斩野利于南薰门。

其后史料皆付阙如。倒是有关“伪柔福”的事件，一再被人提起。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中说：

靖康之乱，柔福帝姬随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诣阙，称为柔福，自虏中潜归。诏遣老宫人视之，其貌良是，问以宫禁旧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长大疑之。女子颦蹙曰：“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上侧然不疑其诈，即诏入宫，授福国长公主，下降高世荣。汪龙溪行制词云：“彭城方急，鲁元尝困于面驰；江左既兴，益寿宜充于禁脔。”资妆一万八千缗。绍兴十二年，显仁太后回銮，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始知其诈。执付诏狱，乃一女巫也。尝遇一宫婢，谓之曰：“子貌甚类柔福。”因告以宫禁事，教之为诈。遂伏诛。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

这段文字详细标明“柔福”南归年月，以及当时词臣所行制词言语、赏赐之数，颇为可信。考诸《宋史》《宦者》列传也有类似史料可作为印证：

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閤，帝遣之验视，（冯）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冯）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管，寻以与皇太后连姻得免。（绍兴）十九年，卒于家。

看来有关“柔福回归”的事件，在南宋初期确实是件颇为轰动的事。问题在于，宋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只小四五岁、仅别四年的妹妹，唯有“足长大”一点值得怀疑，而身为“康王邸旧人”的老宦官冯益，为何也会被轻易瞒过？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柔福帝姬”条更是耐人寻味：

柔福帝姬，先自金闲道奔归，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记其事，遂命高士荣尚主。一时宠渥，莫之前比。盖徽宗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韦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敛，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已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鸾驭，即以病告。尝以尼师自随，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伪帝姬引见之顷，呼上小字，尼师之教也。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故至今谓之“颜子生活”。

这就是说，所谓“伪柔福”事件，全凭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一人之言。叶绍翁的“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已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只要我们将上面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后来冯益之所以承认自己当初“验视不实”，原来是他已得到将来会有补偿的承诺。果然时隔不久，他就与皇太后韦氏“连”起“姻”来。一个痛遭贬谪的宦者，竟能与皇太后结为亲家，从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国戚之列，不仅罪过得以豁免，还享受着一般宦官做梦都想不到的富贵荣华，难道此中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吗？

《宋史公主传》在徽宗诸女之后，专门记载了所谓“伪柔福”的来历，依据应是当年的结案文字：

又有开封尼李静善者，内人言其貌似柔福，静善即自称柔福。蕲州兵马钤辖韩世忠送至行在，遣内侍冯益等人验试，遂封福国长公主，适永州防御使高世荣。其后内人从显仁太后归，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内侍李忄癸

自北还，又言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静善遂伏诛。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只要将这段文字与《南渡录》对比，就会发现疑窦重重。既然柔福帝姬后归金将泽利所有，如何又嫁得汉人徐还？“显仁太后”（高宗母韦氏）之“归”与徽宗“梓宫”之“来”系在同时，为何要分两处立论？官方结论矢口不谈柔福与韦太后的纠葛，却以“内人”“内侍”的举证为凭据，更有欲盖弥彰之嫌。

另有《随国随笔》，也曾直言道破韦太后诛杀柔福的原因：

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隐事，故亟命诛之。

由此益发证实，所谓“伪柔福”事件，分明是一桩让人难以信服的扑朔迷离之案。

人为遮掩让历史蒙上烟尘，史料缺失更让人扼腕而叹。

正因为此，小说家才有了极为广阔的想象和推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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