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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实的杂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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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实”的杂感

古今中外，“事实”二字，与人类的关系颇为紧密。以小言之，肯定地，每一个人都会经常面临“事实”二字；以大言之，每一个利益集团，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也都会经常面临“事实”二字。一个人也罢，一个国家也罢，一旦面临“事实”二字，则就意味着面临严肃甚至严峻的问题了。而对待“事实”的态度，证明着一个人的品格如何，也证明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怎样。

故汉语言中有一名词曰“实事求是”，毛主席当年曾亲笔书写过这四个字。

“实事”与“事实”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一事发生，便有真相。而所谓“真相”，乃指实际之情况。西方曾有一派什么哲学，认为“事实”只不过是一种主观印象、主观结论：既掺杂了主观，便不复是纯粹的客观。客观既难以纯粹，那么人所言之“事实”，其实多少已不是事实。故这一派哲学认为，所谓“事实”是并不存在的。

此一派哲学的观点，有一定的逻辑学道理。但逻辑学本身是有区分的，比如辩证逻辑学、实用逻辑学、常规逻辑学……还有，庸俗逻辑学。

庸俗逻辑学自然是贬义的逻辑学。搞逻辑学的人，倘被视为庸俗逻辑学者，肯定没有不愤慨的，庸俗逻辑学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某人有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一定可以成为某人的朋友。而敌人的朋友自然也必是某人的敌人。反之，某人的另一敌人必定迟早会成为敌人的朋友；而某人的朋友若与敌人有往来，不论是怎样的往来，则必定等于是对某人的背叛，因而是比敌人更危险的人。

这样的逻辑，显然愚蠢可笑到极点。因为完全忽略了别种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之可能性。比如化敌为友的可能性；比如争取敌人的朋友之理解，进而也与敌人的朋友达成良好关系，进而发展为朋友的可能性；比如尽量不使敌人与敌人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比如通过与敌人有往来的朋友，逐渐消弭与敌人之间的敌对心理的可能性……

“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

这是海瑞的话。

我们今人大抵知道的，海瑞是明代清官。“清正廉明”四字中，那个“正”字，意指正直、正派也。一位正直的官员，他就应该具有实事求是之品格。一个正直的人，也应该那样。否则，即使其他方面无可置疑，终究还是谈不上有多么正派的。正直之“直”，针对的是曲意逢迎的“曲”。人的品格若“曲”，他对“事实”之态度之立场就暧昧背反了。而这样的人多了，“事实”必然便被遮蔽了，并且每被涂上种种极为任意的色彩。

“不一毫虚美”“不一毫讳过”之“一毫”，形容而已，是根本无法用尺加以度量的。海瑞的话，其实更是一种对人对事的思想，亦即实事求是的思想。秉持这种思想的人多了，多数人之主观看法，毕竟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事实。

一种规律特别值得认真思考，即——事虽已成史，人虽已死去，但活着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一些又一些的，却总在研究资料，总在对早已成为所谓“定论”的“事实”提出质疑。这样的一些人，有时是当事者的后人，他们提出质疑，再容易理解不过了。却也有一些人，与当事者其实没有任何瓜葛。故他们的质疑也每受到质疑。以我看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动机，其实非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文化具有某些能动力，如凝聚力、解构力、教化力、美育力，等等。还有，便是修正力。文化总是力图修正那些不符合事实以及与事实有出入的事情。这是文化的本能，也可以说是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责任。文化叩问事实的本能，如同植物有向阳的本能。说这也是一自觉和责任，乃因人比植物高级。植物没有同情心，而人有。某些人不但同情那些被不符合事实或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事所压迫并且活着的人，也同情那样一些死去了的人。因为后者们不再能活转来替自己辩说，文化对他们的同情便也更执着。此种同情，体现着文化的良知和文化的温暖，也体现着人的良知和人性的温暖。是文化的宝贵品质，绝不是文化的恶习，更不是文化人的恶习。是应爱护而不是应禁止的。并且，终究也是禁止不了的。禁得了一时，禁不了永远。

一种事实是——普遍之人心与事实的关系，如同人心与美丑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现实之事与成史之事，越接近着事实，则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越高，亲和力越强。国人会以审美般的愉悦心情来看待自己的国家，于是油然而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荣耀和自豪。并且，这种愉悦是超乎阶层与贫富的，是超乎物质的。一个国家的国人超乎物质的愉悦指数，是他们的幸福指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苏轼者，文人也。

曾曰：“事有是非，义难隐讳。”

曾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

有些事，实难也。

但若关事实，便总得有人来做。真做了，结果其实未必多么可怕。倒是，必显示我们国家之大自信、大胸怀、大形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