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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他怎么去找在政府里工作的朋友，搜寻相关的档案——即使是牺牲档案——都杳无讯息。他试图去民间找人打听，才猛然想起自己从来就不知道艾伦的家乡究竟在哪里。凭借着一个普普通通的简单名字，在偌大的德国境内找人实是困难。后来，冷战开始，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巨大的铁幕开始降下。1949年，德国分裂，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东西两德隔离开来。施耐德生活在西德，德国的分裂无疑让他的找寻工作雪上加霜。在战争结束后的漫长时间里，他的希望被这些新生的危机一点点消磨殆尽。他想起很久以前，当战争还没结束，他们还是恋人的时候，艾伦曾经给他看过一个小小的水晶球。据说，这是那个犹太女孩送给他的。水晶球里装着一个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周围还下着雪。施耐德心有所感。当他的父母去世后，他辞去舞蹈学校的工作，移民到了纽约。他在纽约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再也没有回德国。期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古巴导弹危机——那差点就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柏林墙，美国崛起，中亚战争频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施耐德成了家，他和一个以前的舞蹈学生相爱，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后来也成了家。他的年纪甚至比当初他与艾伦还待在一起时，他们两个的年龄相加起来还要大得多。早些时候，他常常翻看一些二战士兵的照片，或去德国和东欧旅游，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后来，他老了以后，也就很少去那些地方了。只是有时候，一些朝气蓬勃的金发青年经过他身边时，他总会留意他们。他们与艾伦是这么地相似，他甚至会恍惚，以为自己看到了艾伦。但是实际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艾伦的面容在他的脑海中早已模糊。纵使艾伦能以年轻的形态完好地出现在他面前，施耐德也不一定会认出他。随着时间不停地流逝，施耐德开始变得非常健忘。他甚至有时候很久都想不起艾伦，只记得在那个欧洲战火纷飞的灰暗时代，有个人曾经与他度过一段艰苦却美好的岁月。人类跨入了二十一世纪。在之后一年的一天早上，他的孙子蹦蹦跳跳地跑进厨房。施耐德正在做早餐，看见他的小男孩，他放下手里的打蛋器，把男孩子抱起来亲了一口，“早安，亲爱的鲍勃！”“爷爷，客厅有你的电话！”小男孩挥舞着手臂。“好，我这就去。”施耐德把孙子放下，他们家的牧羊犬从门外跑了进来，男孩高兴地与它扭打在一起。施耐德在沙发上坐下，拿起电话机旁的听筒，“您好，我是施耐德。您是哪一位？”“您好，施耐德先生。我是白俄罗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施耐德心觉奇怪，不明白自己与这个遥远的国家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前些时候整理了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监视档案。其中有一份档案，我想我们应该把它寄去给您。”“这份你们说的“档案”，与我有什么关系吗？”那边的人沉默了一下，“这里面的关系确实比较微妙出于里面的内容，我们决议把它寄给您。”“档案主人是谁？”“您先看看吧。”几天后，一个厚重的包裹寄到了施耐德家。他费力地用手推车把它搬到家里，堆在沙发边，随后找来剪刀，把它的外包装剪开。他以为所谓的“档案”只是薄薄的几张纸，顶多是一本书的大小。但他完全想不到，面前这个足有他半身高的一沓沓本子和订起来的纸张，才是他们所说的“档案”。档案上方有一张大大的纸，已经旧得泛黄，上面用签字笔写着“爱尔比斯”。施耐德想了半天，也不觉得自己认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把捆住档案的绳子剪开，拿起最上方的一本旧笔记本，打开看了起来。秘密警察档案是前苏联时期的典型产物，它的主要策划者是国家安全局，它通常针对一个目标人物——这个目标人物可能有亲近西方、诋毁苏联或社会主义、做西方间谍的怀疑——在目标人物的周围编织一张大大的告密网，招募无数告密者和秘密警察，这些人可能是目标人的的亲朋好友，甚至是关系最亲密的配偶。告密者和秘密警察采用一切手段监视目标人物，记录下他的一举一动，收集一切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他背叛当局政府的证据，然后把他抓入牢狱。而记录下来的那些文字和收集到的信息，就成了这个人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