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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法家岂是治世之学（第3页）

“‘伪恶’？”

郑国泰就用着他那一种好看中透着蠢的表情向皇帝问道，

“皇上的‘伪恶’之说，又是从何而来？”

朱翊钧微微笑道，

“‘伪恶’不似‘伪善’，它很容易定义。”

“譬如这大明官场中就有一种条件，能使得一个心里并不恶、甚至还是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去做坏事。”

“就像内兄方才所引之‘晏婴相齐’，晏婴是古今公认的贤相，可是他生在齐国，在齐国官场上治国理政，就是不得不做坏事。”

“但是晏婴做坏事，不是因为他本事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齐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就是会使得做官之人不得不做坏事，而不能做好事。”

“如此说来，那晏婴当年，就是违心做了坏事，倘或一个非善之人做了善事是‘伪善’，那么一个非恶之人做了恶事，不就是‘伪恶’吗？”

郑国泰若有所思。

朱翊钧又笑道，

“所以朕不喜欢法家，朕即使是为了大明，也永远不可能会去喜欢法家。”

“所谓违心地做了一些甚么事，便是指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做坏事的，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一个人不做坏事就待不住，就不能留在这个环境。”

“那这种恶——不管它是‘真恶’还是‘伪恶’——就是最糟糕的一种恶了。”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不但可以让坏人理直气壮地做坏事，连好人都要被迫做坏事，那好人就会一齐变坏了。”

“内兄既读史书，且看从古至今，除了秦朝之外，可有第二位一统天下之君王信奉法家之说？”

“且即便残暴如秦始皇，他焚书之时，不是一样将《晏子》归为应焚‘伪书’之列？”

“可见再苛暴的君王，就是再会统御不忠之人，他心底里也是忌惮一个‘伪’字的。”

郑国泰默然片刻，道，

“人性本恶，法家并非断无可取之处。”

朱翊钧淡笑道，

“倘或人性本恶，法家之说便是发扬了这种恶，它只不过是打着为君御臣的旗号，能驾驭臣下不代表能治国理政。”

“伪善之人虽则有私心，但或许还能行几件为民着想的善政，可倘或是一群伪恶之人，那是绝对做不出任何一件为国为民的善事的。”

“韩非对人性的判断是人应该性恶，那么依照他这种论断，朕作为一个皇上，就应该希望我大明的官既怕死又爱钱。”

“因为爱钱就可以重赏之下为朕办事，怕死他就不敢造反，如果他既不爱钱又不怕死，那他就是想功高震主，邀功博名，朕就应该要把他清除。”

“倘或一个国君治国治到了这一步，臣子不性恶，他当皇帝就不放心，那他的天下就会到处都是恶人与恶事。”

“当年韩非将人性之恶揣摩得何等透彻，可任凭他揣摩得如何透彻，他不是也依然死于李斯之手吗？”

“所以朕对法家不以为然，法家说要让臣子和臣子相争才能保得君王安宁，朕绝不会这么做。”

郑国泰盯着朱翊钧看了一会儿，他那双星星般的眼睛一眨一眨，美目的扑闪成功地掩饰了他内心的拉锯。忽然，他又站了起来，朝着朱翊钧第二次行了叩拜大礼，

“臣谨受教。”

郑国泰再张口时已变了称呼，

“臣但凭皇上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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