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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二章 不情之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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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法。”林义哲将自己的另一个计划说了出来，“待‘元凯’、‘登瀛洲’二舰下水，船台空出，而‘开济’之款未到，可先造内河炮艇，盖此等炮艇体量较小，工艺简单，成船较速，而朝廷‘定国是诏’数下，令各省停造帆船，改用火轮船，各省需用甚多，民间亦有欲购者，多造些此类炮艇，可得大利，以所得之利款，再造大舰，则可从容周转矣。”

“原来鲲宇早有打算。”丁日昌听了林义哲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他看着林义哲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问道，“鲲宇是不是连这内河炮艇的样式，都设计出来了？”

“果然瞒不过雨生兄。”林义哲笑着取过纸笔，在桌上给丁日昌大概的画了起来。

和装甲巡洋舰“开济”选自法国的“杜居土路因”一样，林义哲给出的两种炮艇，也是选自法国海军所装备的型号。

19世纪的法国海军的炮艇，以排水量250吨为标志，分为上下两类。超过250吨的炮艇，主要定位为能执行巡洋行动，称为远洋炮艇，可以单独或者跟随其他军舰开赴远海作战。250吨以下的炮艇，定位为在内河或海岸活动，称为近岸炮艇。由于中国新炮艇的作战环境被设定为内河，因此两型被命名为“罗星”和“青洲”级炮艇均为250吨以下的小型近岸炮艇、皆为铁壳军舰。“罗星”级借鉴了法国“大斧”级（法国海军有用兵器的名称为炮艇命名的做法，象法国海军南圻支队的“马枪”、“标枪”、“土耳其弯刀”等炮艇，也都属于“大斧”级），排水量仅有95吨，艇长27米，宽4.8米，吃水1.3米，航速7－8节，装备1门75毫米克虏伯膛炮（自林义哲访德订购一百门75毫米炮后。又陆续进口了同型炮四百门），2门40毫米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2挺林氏机枪。“青洲”级比“罗星”级更小，排水量80吨，艇长23米，宽4米，吃水1.2米。装备3门40毫米哈乞开斯五管炮和3挺林氏机枪。这两种炮舰没有采用法国人惯用“小船扛大炮”的做法，外型也和蚊子船不同。以实战角度看，法国内河炮艇存在一项较为致命的缺陷，即这种在周旋余地很小的内河活动的船只，竟然没有任何近防的速射火炮，一旦在内河陷入岸上布设的埋伏。命运就十分堪忧了。而“罗星”、“青洲”的武装配备侧重于近战速射武器，面对武装程度不高的匪军无疑比法国炮艇要更为强大。

“鲲宇果然高明，此是‘以船养船’之法，愚兄当速行之。”丁日昌看了林义哲画的设计草图，不由得大喜过望，他主持江南制造总局多年，虽然后来离开了。但一直时时关注它的发展和运营情况，在江南制造总局陷入经费困境时，他也曾和李鸿章一样忧心不已；林义哲给李鸿章出的那个造小火轮以助海运的主意，令江南制造总局起死回生，丁日昌亦有耳闻，曾专门致信李鸿章询问详情。而这一次听了林义哲出的这个主意，他立刻便认识到了可行。

丁日昌是个急脾气，当下便马上和林义哲商量起相关细节来。而林义哲不想打扰病中的丁日昌休息，是以在和他商谈了一会儿之后，便打算告辞。

正在这时，亲信仆人林福在丁日昌府上管家的带领下，快步来到了丁日昌的卧房。

看到林福明显是来丁日昌府上找自己的，林义哲不由有些奇怪。

林福先是向丁日昌行礼，接着便来到了林义哲的面前。将一份电报交给了他。

“大人，朝廷有电旨来，命大人火速进京，处理滇案善后事宜。”

林义哲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接过电报仔细看了起来。

电文的内容并不长，里面说英国方面已经撤换了驻华公使，要林义哲火速进京，就滇案善后事宜进行处理，并另有委任。

林义哲看完了电报，并没有避讳丁日昌，而是将电报给丁日昌看了起来。

“朝廷另有委任？”丁日昌有些担心的说道，“别是京里头又有谁在你背后嚼起了舌头根子，朝廷改了主意，找借口免了你的筹海大臣？”

“有人嚼舌根子是一定的，但未必能动得了咱们。”林义哲没有告诉丁日昌宝廷的事，“免职倒应该不会，只是有可能打发我出去走走，呵呵。”

听了林义哲的话，丁日昌想起了之前清流参劾林义哲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结党”、“藩镇”的折子，不由得怒气又生。

“鲲宇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万不可着了那起子清流的道儿。”丁日昌道，“若真打发你出使，只怕他们便会向对付郭筠仙一样的对付你了。而你出使在外，分辩不易，总是吃亏的。”

“不妨事，现在咱们不是有了电报了嘛。”林义哲笑了笑，说道，“而且就此出去走走也不错，朝廷如今要大治水师，我国能造船之厂寥寥，欲要从速成军，莫过于买船一途，要真是出去的话，便可广访西洋诸国，择优而购了。”

“这倒也是。”丁日昌点了点头，忽然说道，“鲲宇，你我一见如故，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鲲宇帮忙。”

“雨生兄但言无妨，只要愚弟能够办到，定不推辞。”林义哲立刻答道。

“是这样，愚兄七弟日盛之女，小名璐华，数年前于码头走失，鲲宇海外人脉广博，又有亲友，可否帮忙打探，寻找一下她的下落？”丁日昌想起了往事，眼中闪过一丝悲戚之色。

“竟有这事？”林义哲吃了一惊，赶忙细问端详，“令侄女是如何走失的？”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丁日昌似乎是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往事，他叹息了一声，扼要的答道，“曾有家仆报知，称于码头上看见过她，是为一个不甚熟识的汉子抱上了去英国的船。鲲宇在英伦既有亲友，可否帮我打探一下，此女相貌，回头我着家人送画像来。盖此女本为双生姊妹，相貌酷似，走失的是妹妹，姐姐尚在。有姐姐的画像，即可辨认。”

“如此最好。”林义哲道，“雨生兄放心，这事儿，包在愚弟身上。”

“那便多谢鲲宇了！”丁日昌感激涕零道。

林义哲看着丁日昌激动的样子，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历史时空当中的丁日昌，为什么会成为首倡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先驱了。

在后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但不为人知的是，他在办理洋务和对外交涉中，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较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关心和保护华侨的建议和措施。其中不少为清廷采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护侨先驱者。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首先源于他对海外华侨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有利于中国“自强求富”的认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是一部分与“洋务”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日昌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出使外国。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日昌非常关注华侨在国外的命运。晚清时期，海外华侨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华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够派员加以保护。清政府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日昌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对海外华侨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管理华人。丁日昌由遣使引出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马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1877年，丁日昌与在伦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焘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国政府按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至清亡，清廷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光绪元年（1875年），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慰侨胞，保护华侨，“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国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厂的“扬威号”战舰。1876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华人社会的热烈反应。1876年以来，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

清朝第一次认真从事对华侨的外交保护始于对古巴、秘鲁华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鲁华侨不断禀告清朝，陈述受虐惨状。1874年，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出陈兰彬、容闳等人往古巴、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种证词、禀诉，再与秘鲁、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选派交涉代表人选的问题上，李鸿章上奏“丁日昌……熟悉洋务，操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日昌为换约代表。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与秘国代表爱勒莫尔进行交涉，丁日昌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华工身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华民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清政府与古巴签订了《古巴华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中秘会议专条》，《中秘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华工的条款，此后古巴、秘鲁的华侨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处理古巴事件的过程中，丁日昌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处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卖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华侨如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对流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情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华工出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已出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华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日昌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国人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露华侨疾苦。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华侨社会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向祖国请求保护的呼声，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土的重视。他们开始呼吁朝廷，联络保护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丁日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开始由放任自流转变为保护和管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丁日昌作为中国设领护侨的先行者，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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