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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

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

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

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

（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

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

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

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

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

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

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

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

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

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

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

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

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

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

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

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

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

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

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

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

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

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