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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印度与甘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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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印度与甘地

印度在战后耐心地等待着；它心怀怨恨，略带攻击性，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但依然有所期待。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后，英国新政策的最初成果以一份提案的形式体现了出来，这份提案建议政府批准几部控制革命运动的特别法案。人们得到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约束。这些法案由一个委员会起草，被称为《罗拉特法案》（RowlattBills）。不过，很快全国各地都把这些法案称为“黑色法案”（BlackBills），每一处的每一个印度人甚至包括温和派都公开谴责这些法案。它们使政府和警察部门有权逮捕任何他们怀疑的人，不经审讯或经过秘密审讯即可关押这些人。当时有一句著名的话形容这些法案：“无律师，无审理，无判决。”在不断壮大的反对法案的声势中，一位新领袖登场了，他就像政治界的一小片云彩，不断扩展，迅速延伸，最后覆盖了印度的整片天空。

这位新领袖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在世界大战期间从南非回到印度，和他的侨民同伴居住在萨巴尔马提（Sabarmati）的一处静修院内。他远离了政治。他甚至帮助过政府为战争征召军人。当然，他在南非组织的非暴力抵抗斗争使他在印度很有名气。1917年，在比哈尔邦查姆普兰地区（ChamparanDistrict），他成功地声援了悲惨的、受尽欧洲种植园主蹂躏的佃农。后来，他还维护了古吉拉特邦凯尔拉（Kaira）地区的农民。1919年初他患了重病。他的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的时候，全国各地展开了反《罗拉特法案》的运动。他也加入了公开反对的行列，发出了自己的呼声。

但是他的呼声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个声音平缓而低沉，却能穿透人群的呐喊回响在人们耳畔；这个声音柔软而温和，却似乎蕴含着钢铁般的坚毅力量；这个声音谦恭而恳切，却能体现出冷酷而令人生畏的一面；他所用的每个词都意义重大，仿佛体现出他的极度真诚。在平和而友好的语言背后，是力量，是跃跃欲试的行动以及不向错误屈服的决心。如今，我们对这个声音已经很熟悉了；在过去14年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在1919年2月和3月的时候，这个声音对我们来说还是新鲜的，我们并不清楚该怎么理解它，但是我们为之感到激动。它与我们的策略不一样，我们的策略只是发出吵闹的谴责之声，发表冗长的演讲，结尾处往往是一些毫无效果、毫无作用、没人会认真对待的抗议决心。而这个声音是行动的策略，而非空谈的策略。

圣雄甘地组织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团队（SatyagrahaSabha），参与者都是准备违反特定的法律并准备为此入狱的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很多人感到兴奋，但很多人退缩了。

甘地用他惯常的方式给印度总督发去了谦恭的恳求及警告。当他发现英国政府决意要在全印度人的反对声中通过法案的时候，他呼吁，在法案通过之后的第一个周日举行全印度哀悼日活动，那一天全印度都要休业罢工，无论是商业还是集会都要停止。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开端，因此1919年4月6日这个周日被视作整个国家所有城镇和乡村的非暴力抵抗日（SatyagrahaDay）。这是第一场全印度参与的此类型的示威运动，形形色色的个人与团体参与了这场令人赞叹且印象深刻的运动。我们这些为了这场联合休业罢工运动而努力的人都对这场运动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吃惊。我们在城市中接触到的人很有限，但是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而这种风气成功地传播到了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每一个遥远的村庄。乡村居民第一次和城镇工人一起参加了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活动。

怎样获得自由呢？显然，我们不能奢望保持沉默、静静等待就能获得自由。同样，国大党一直以来热情采用的仅仅通过抗议和祈求的方式不仅有损人们的尊严，也无法奏效。历史上这些方式从未成功地使一个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失去过权力。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受奴役的民族和阶级都是通过暴力起义和反抗获得自由的。

武装起义对印度人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武器装备，我们中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此外，在暴力的斗争中，英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有组织的势力，都要比起义反抗它们的力量强大得多。军队可能会发生兵变，但是手无寸铁的人们则不会造反或与武装力量对抗。另一方面，使用炸弹或手枪杀死个别官员的个人恐怖主义是令人名誉扫地的行为。这种做法会让人士气低落，无论它给个人带来的恐惧有多大，也绝对无法撼动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府。我告诉过你，就连俄国革命者都放弃了这种个人暴力行为。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俄国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属于工人的共和国，俄国运用的方式是在军队支持下的大规模群众行动。不过，即使在俄国，苏维埃取得成功的时期正是整个国家和旧政府因为战争而崩溃的时候，苏维埃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的力量。此外，在当时的印度，没什么人知道俄国或者马克思主义，更别提从工人或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因此，这些方式都行不通，印度似乎没有办法摆脱令人难以忍受的、有辱尊严的奴役状况了。敏感的人们感到无比沮丧和无助。就在此时，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的指导思想。像爱尔兰的新芬党一样，他的思想教导我们要依靠自己来增进自己的力量，显然这是一个给政府施加压力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政府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人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自愿的还是不情愿的，如果印度人不再合作而进行联合抵制的话，这在理论上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政府结构垮台。即使不合作运动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无疑也能够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同时增强人们的力量。这种方式完全是和平的，然而它并非只是不抵抗主义。非暴力抵抗尽管是非暴力的，但它是一种明确的、对被认为错误的事情进行抵抗的形式。实际上，它是一种和平的反抗，是一种十分文明的斗争方式，然而它对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很危险的。它是一种发挥群众作用的有效方式，它似乎能展现印度人的特别才能。它让我们表现十分出色，而让对手理亏。它让我们摆脱了自己的恐惧，过去我们从不敢正视别人，现在我们开始正视别人了，也开始坦率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我们似乎卸下了思想上的重担，这种语言上与行动上的新自由使我们充满了自信与力量。最后一点是，以往，尖锐的种族仇恨与民族仇恨常常会伴随着斗争而产生，和平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仇恨的扩大，并因此使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这种不合作运动的指导思想加上甘地的卓越人格顺应了全国的诉求，使国家充满了希望。它传播开来，随着它的到来，人们原先低落的情绪消失了。新国大党吸引了国家中充满活力的一群人，它的力量和威望都得到了增强。

群众斗争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最佳以及最迅速的方式，尽管也许是一个痛苦的方式。因为群众需要“重大事件的历练”。和平时期普通的政治活动，例如民主国家中的选举，经常会使普通人感到困惑。演讲铺天盖地，每个候选者都做出了各种承诺，可怜的投票者，或者说田地里、工厂里或商店里的人就会感到困惑。对于投票者来说，团体与团体之间没有非常清楚的区分。但是当群众斗争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在革命时期，真正的立场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好像被闪电照亮了一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各种团体、阶级或个人都无法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或品质。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革命时期不仅可以检验品质、勇气、耐力和无私精神，还能揭露华丽而模糊的措辞，让不同的阶级和团体之间的真正冲突显现出来。

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一场全国斗争，这当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它是一场得到了农民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因此它不像阶级斗争那样能够区分阶级。不过，即使在这样一场全国运动中，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阶级站队的情况。有些人，比如土邦王公、贵族和大地主，完全站到了政府一边；比起国家独立，他们更愿意保住他们的阶级利益。

在国大党领导下，随着全国运动的不断发展，农民群众也加入了国大党，希望国大党能够帮助他们摆脱重负。这极大地增强了国大党的力量，同时也使国大党具有了群众观念。虽然中产阶级仍是国大党的领导者，但他们的群众观念缓和了自下而上的压力，农村问题和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大党的关注重心。国大党也渐渐产生了社会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