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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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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东亚的近代局势再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两国交战的导火索——朝鲜的归属终于尘埃落定，虽然此时的半岛尚且没有被日本完全吞并，但从客观形势上来看，成为其囊中之物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

其次是日本。日本其实是赚了的，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不光真金白银，还有国际声望跟势力范围，小小列岛一跃成为世界级黑马而备受瞩目，正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强国，同时也改变了当时英国和沙俄这两大列强独霸东亚的局面。

还有一点就是经过甲午一战，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不仅成年人不再把隔壁的大清帝国当回事儿，直接以狄夷鄙之，就连孩童们的游戏，也清一色变成了拿着小木枪对阵开战的模拟打仗，每个人都以祖国能够战胜大清为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接着再去战胜别人，每一个外面的国家，尤其是大清，都被当成了假想敌。

甚至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小孩子用石头丢掷清朝驻日商人的事件。

江户时代的那种“以和为贵”的对外气氛，已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獠牙和利爪。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排外主义，国民便会变得好战起来，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剃刀外相陆奥宗光如是说道。

最后来讲讲大清，也就是我们中国，用教科书上的话来讲叫进一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国家，此话未免过于抽象，因此我们换一个老百姓常用的词儿：元气大伤。

不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还割地赔款，赔的还是巨款——大清当年岁入不过九千万两白银上下，一下子赔出去两万万两还多，于国于民所造成的巨大负担可想而知。

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丧权辱国，更加悲催的是，此时此刻，国内的人心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泱泱中华历来是天朝上国，而东瀛日本从来都不过是弹丸偏隅，这是常识。

如果没有中华大陆，那么当年日本几乎不可能立国，日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敢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八十是靠了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常识，虽然有些偏激。

但现在就是这弹丸偏隅把天朝上国给逆袭了，那么天朝上国的士子们会怎么想呢？

士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甘。

他们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逆袭的现实，他们希望再战。

从公元1895年年初李鸿章赴日和谈时起，就有全国地方官僚和中央权贵不断上疏反对议和，短短两个月不到，相关的奏章就已经超过了两千份，而且那些大员各个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一副若是议和则国将不国的架势。

比如南洋大臣张之洞在3月27日上奏说，马关和约如成定局，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朝廷以江山社稷考虑，和其他各国缔结密约，然后再做补救。

兴许是觉得意犹未尽，4月2日，张香帅再奏一封，称“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

应该讲这人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尽管输给日本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输在技不如人国不如人，所以跟无脑主战派不同，他不嚷嚷着举全国之力再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强的斡旋之上。

可问题在于求人不如求己，这列强要真能斡旋李鸿章早就让他们来斡了，正因为实在是斡不了了，这不才被迫割地赔款的么。

而继官僚权贵之后，全国的众青年才俊也纷纷不甘寂寞地出头了。

4月22日，有两个正在京城参加完会试等着发榜的举人，写了一份共计一万八千字的《告皇帝书》，主要内容是跪求迁都再战，实行变法维新；接着他们串联了同在京城等成绩的其他各省学子，搞了一个联合签名，然后于5月2日带着数人跑去都察院上书，请求都察院官员将这玩意儿转交给光绪帝。

带头的这两位，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出身，人称南海先生，当时主要职业是经营一家名为“万木草堂”的私学校。

此人才华可谓卓越，一部《新学伪经考》名满天下，让他一跃成为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不过人品极差，纵观其一生，大到投机钻营卖国，小到嫖娼不肯给钱，这位老兄都有份儿。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时为万木草堂首席弟子。虽说是康门学生，但论才华这人绝不逊色于康有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的，而公众则也习惯将他们合称为“康梁”。

康梁这次带着举子们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在你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属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

不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有时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们朗朗上口的鲸鱼其实并非鱼类一样，那名垂青史的所谓“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为或者教科书的说法，这次5月2日的公车上书是失败了的，因为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定局为由拒收他们的“告皇帝书”。

这当然是在扯淡，要知道当时上书求再战的举子又不是康门一户，其他学生士子也有写血书搞串联的，事实上就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学子关于中日之战的上书15封，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经他们手代奏的求战条陈足有20余封之多，在这些帖子中，不乏言辞激烈程度远超康梁那“告皇帝书”的文章，因此要说都察院单单跟他康有为过不去，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