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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在夺取权力的努力中，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急速地从挑战权威转向为巩固权力服务，把文化内部所有的压迫简单而廉价地解释为族群压迫、「外来政权」压迫，敌我之分，从来不去审视、不去面对自己的信仰滋长出来的压迫的本质。不敢诚实面对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实和挑动「族群对立」都是以假治假。现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权，民进党中的谔谔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复心灵自由，找回当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于人民，在扑天盖地、国家钦定的「台湾主义」狂热中，冷静深沉比什么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价值，让我们用核心价值去批判台湾、去检验所有神圣的谎言吧。台湾不值得爱，如果它不容许人们不爱它。

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

⊙龙应台

文章摘要: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作者:龙应台，

发表时间：942006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