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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建立中国的西方学（第2页）

因而也就没有那个必要。起码没有那么大必要。

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即使是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其理论是批判西方的，认为西方的文化霸权侵入、阉割、宰制了东方文化；即使其提出者赛义德是个东方血统（巴勒斯坦）的人，究其实，那也还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赛义德受的是系统的西方教育，并留在西方不归，他的书是用西方文字写的，喝彩的首先也是西方人，他并以此在西方大学讲堂上立足；西方这类人历来都有，他们的学说批判西方，但那也还是一种西方学说，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全否定了，甚至于搞“破四旧”把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瑰宝无情地毁灭掉了，但那也还是中国人的中国文化行为之一，研究“中国学”，也得作为一个课题。对赛义德及其学说的研究，当然也应是研究“西方学”的一部分。对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趣，如果发展到引为同志、奉为圭臬、如获至宝的地步，那就好笑了！

西方又有个亨廷顿突发“怪论”，说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不再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三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的冲突。是不是这样，走着瞧吧！

亨廷顿的理论，也可从“西方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就是说，先不去验证其对错，也且不忙剖析其“险恶用心”，而是研究一下，西方人形成这类思路和采取这类表达方式，有无其文化心路的轨迹可循。

我们要弄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用这样一种方式说，形成这样一种效应？

也许，应当有中国人，写出比如说《亨廷顿论文中的插入语》这样的论文。

繁琐吗？缥缈吗？无用吗？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繁琐、缥缈、无用。

但，从长计议，有备无患，这种看似“浪费”的研究，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说，还是应当有其一角空间。

西方人容纳他们的“东方学”，到了有人出钱供养《中国唐朝的扇子》《潮州方言中的鼻音》这种论文作者的地步，我们中国的“西方学”就算一时不能或不必达到这样一种奢侈的程度，也总该先开创出来吧！

细想想，这哪里是浪费！所需人不多，园地更可以少至一二而已，扫一扫我们公款大吃大喝的地缝儿，那漏下的“零镚儿”也就足够了。

亨廷顿的理论，不管是对是错，起码，给了我们下面这样一些启发：

西方文明不是人类唯一的文明；

西方文明在当前虽是一种强势文明，特别是其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视听文明……都明显地在侵入、融化东方文明，但，它也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强；

西方文明的这种强势不见得是永久的；

因此，西方文明与人类文明当然不能画等号；

也因此，就不能把西方文明视为最优或最高级的文明；

东方的知识分子，就个人而言，有可能进入西方文明，乃至进入其文明的主流，但这只是他或她个人的事，其几率极低；就群体而言，无论如何努力，都看不到现实的可能性；

把西方文明当作“绝对文明”，奉为至高至善的标准，在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智者眼中，都是好笑的；

像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这类西方的时髦理论，就好比西方的高档服装和香水一样，在西方不仅并没有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而且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并非都趋之若鹜，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对之非常热衷，因此，中国这边的知识分子固然应及时介绍，也可以有人热情皈依，但如形成“人人皆欲进入其语境”或“今朝不谈赛义德，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氛围，那就是有病了。

我不敢苟同亨廷顿高论，主要是我不以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活动的主轴；而且，所谓世界性的儒教文明，究竟存不存在，也还需要研究。

提出研究“西方学”，前提是把西方作为一个“异物”，会不会导致民族主义？乃至于要问：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义和团情结”？

担心得好，问得虽尖锐，也好。

确实，要警惕。“义和团情结”，经过一个世纪的化解，起码已不成其为一个“结”。

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反西方的情绪说是淡薄都未必准确，因为更使老年人担心的，是他们已经明显地有崇洋迷外的倾向。

提出创立中国的“西方学”，不可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使间接作用，也几乎无从说起。“西方学”应是一门纯粹到令非专业人员或特殊爱好者以外的人，都难以涉猎更难以理解的学问。

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生发、膨胀，是一切有理性的中国人都应尽到的人类义务，中国知识分子更责无旁贷。

把西方作为“非我族类”的研究对象，无论如何，总比把西方作为“一等外宾”的优待对象，更有利于我们，也更适合于他们。

为了弄懂西方，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的“西方学”。

可以慢慢来，但，一定要来啊！

1994年3月2日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