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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2月3日，彭翼仲在《京话日报》发表的《瑕瑜不掩》&ldo;演说&rdo;中自述：&ldo;事非经过不知难，办了两年多报，愈办愈胆小。&rdo;但他坦言：&ldo;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rdo;他自述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一是&ldo;开发民智&rdo;，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2月4日，他发表文章说&ldo;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rdo;。他一再声明&ldo;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rdo;。&ldo;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rdo;。&ldo;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rdo;。&ldo;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rdo;。对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流氓恶霸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贪赃妄法、营私舞弊等丑行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多数是该报记者编辑自己编写，少数是读者来稿。这些报道、言论当然得罪了不少权势者。

8月，《京话日报》不畏权势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ldo;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rdo;，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还发表多篇评论，并于9月3日刊出广告，严词拒绝那王府的更正要求，声明&ldo;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rdo;。&ldo;报馆争的是公理&rdo;，&ldo;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rdo;。显示出报人彭翼仲的嶙峋风骨，为《京话日报》赢得了声誉。难怪在三天后，《京话日报》发起偿还国债的&ldo;国民捐&rdo;运动，迅速得到王公、大臣、公主、命妇及官、绅、商、学、兵等各界读者的响应。创刊不过一年的《京话日报》成了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ldo;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rdo;。

《大公报》一向认为报纸是&ldo;清议所存&rdo;，&ldo;言论记载&rdo;要有&ldo;自由权&rdo;，拒绝&ldo;一切吟咏娼妓之作&rdo;。这年4月13日，《大公报》出满一千号时，曾发表《千虑一得》、《大公报千号贺辞》等文，指出报纸&ldo;与国运隆污有密切之关系&rdo;，&ldo;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rdo;。在接下来发生的抵制美约、美货运动中，《大公报》就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美国公布&ldo;华工禁约&rdo;，从5月起，《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及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华文报纸纷纷抗议。时为美商汉口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编的小说家吴沃尧（趼人）毅然辞职，返回上海。《京话日报》、《大公报》先后刊出&ldo;不登美商告白&rdo;。

8月16日，袁世凯指使天津地方当局，以&ldo;有碍邦交，妨害和平&rdo;的罪名禁阅《大公报》，&ldo;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rdo;，使《大公报》出不了租界，&ldo;为不封之封&rdo;。第二天，《大公报》刊出布告全文，以及总经理英敛之和主笔刘孟扬的联名&ldo;启事&rdo;，严正抗议。18日，《大公报》发表论说表示，&ldo;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rdo;。19日，发表论说《一息尚存勉尽天职》，进一步表示要尽天职、担责任，不会因禁阅而气馁，&ldo;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rdo;。在8月21日随报附送的白话论说中发表《言论自由》，阐明言论自由是文明国民的&ldo;三大自由&rdo;之一。

英敛之与袁世凯的对峙，使《大公报》赢得了&ldo;敢言&rdo;的名声。直到11月初，刘孟扬离开《大公报》，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才宣布对《大公报》解禁，可以&ldo;照常购阅&rdo;。这一段故事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直到1908年1月，《大公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还骄傲地说：&ldo;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历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也者。&rdo;

有人办报，也要有人阅报，报纸离不开读者。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阅报、讲报活动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山西晋报局总办程淯在一份建议广设讲报所的禀呈中指出：&ldo;日本明治维新，开通风气有三大端：一学堂，二报馆，三演说。学堂之设收效最迟，报章之布仅及士流，演说则无分智贤愚不肖皆能感动，故日本人民之开化，实得力于演说者。&rdo;此禀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曾被许多报刊转载引用，影响不小。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白话论说《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

《警钟日报》因&ldo;污蔑中国皇太后、后上&rdo;被封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然而《大公报》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在1905年的中国仍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春天，汉口《汉报》刊出一则对俄商道胜银行买办陈延庆不利的消息，沙俄驻华大使竟然要挟湖北地方当局，予以封禁。3月9日，《警钟日报》愤而发表论说《外人干涉言论权之警告》，直言&ldo;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并政府且不能干涉，何有于外人？&rdo;想不到，半个多月后（3月25日），《警钟日报》也被上海道袁树勋串通租界当局，以&ldo;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rdo;等罪名查封，金少甫、刘师培等5人被拘。4月6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发行人戴晋鹤、校对何少卿分别被判刑一年半、半年，其余三人&ldo;从宽开释&rdo;，印刷机没收充公。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也未能免于被禁的命运。4月3日，《革命军》作者、因&ldo;苏报案&rdo;入狱的少年邹容猝死狱中，年仅21岁。6月1日，卞小吾在四川巴县被诱捕，随即押送省城监狱，《重庆日报》被迫停刊。无论是专制野蛮的清廷，还是号称文明国的在华列强，几乎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