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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9月1日，属于胡文虎兄弟&ldo;星系报业&rdo;的厦门《星光日报》创刊，因刊出有关日舰走私的新闻，遭日方严重抗议，要求封报、捕人，社长胡资周断然拒绝，据理反驳，最后以总编辑表面上辞职了事。

9月15日，广州南风社记者叶云笙被捕，17日获释。省市记者会派代表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记者陈锡余不准。

9月20日，成舍我集资在上海创办《立报》，小报大办，以&ldo;立己&rdo;、&ldo;立人&rdo;、&ldo;立国&rdo;为宗旨，力图办成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

10月31日，《申报&iddot;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ldo;言禁&rdo;、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ldo;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rdo;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ldo;四不&rdo;方针，以&ldo;不隶籍政党&rdo;、&ldo;经济独立&rdo;、&ldo;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rdo;等作为&ldo;自立之本&rdo;，耿耿以&ldo;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rdo;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ldo;蒙头盖面&rdo;的&ldo;统制新闻政策&rdo;。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ldo;东北是我们的领土&rdo;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ldo;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rdo;，提出：&ldo;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rdo;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ldo;新土&rdo;，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着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ldo;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rdo;。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ldo;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rdo;。《新认识》、《文学》和《申报&iddot;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ldo;七君子&rdo;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ldo;七君子&rdo;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ldo;七君子&rdo;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ldo;讥评政府&rdo;、&ldo;诋毁本党&rdo;、&ldo;妖言惑众&rdo;、&ldo;言论反动&rdo;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