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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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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月中央全会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虚假性引起了普遍怀疑。被告大都是党内正直忠诚和成绩卓著的实干家。他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即使受到极大的屈辱和侮辱，也没有想到对抗党的意志，而是按照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党的敌人，以求赢得党的信任。可是，他们要对党忠诚，就要违心地侮蔑自己为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而且让党把自己作为敌人消灭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正是带着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利夫希茨在临刑前大声喊出了心中的话：&ldo;为什么？！&rdo;他充满血泪的临终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声，在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议论。中央委员、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听到这一情况后私下说，他无法弄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诽谤和诬陷。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召开时，人们一般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受到这种情绪的驱使，一些高级党政干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当然，他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不会不想到可能的后果。但是情不自禁，势在必发。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出身和经历即使按当时的看法也无可指责。他们预感到会受到冷遇、歧视甚至打击，但何曾想到日后竟因忠贞之言被赶出政治舞台直至肉体消灭。另一方是领导和控制中央全会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他们准备通过中央全会把清洗推向深入。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会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见。但他们对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全会当作讨论和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读他们的决定和下达相应指示的场所。中央委员算得了什么？可以让他们坐在会议厅里听报告、议论和发言，也可以不让他们这样做，甚至可以将他们逮捕。以前，甚至1934年和1935年还不敢如此轻慢中央委员会，现在则可以了。如果不召集他，他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决定权的软弱无力的单个的人。正式的报告人是叶若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从形式上看，他们报告不同的题目，叶若夫报告国家安全问题，日丹诺夫报告党的问题，莫洛托夫报告经济问题，斯大林报告政治问题。实际上，所有报告的中心都围绕着他们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清洗的问题。这4个报告中，只有斯大林的报告见诸报刊。在会上，首先发表不同意见并向内务部发难的是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二书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他和一些中央委员相约提出反对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尽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实施。当然，他之所以首先登台发言不仅是由于他的温和派立场，而且是由于他在会前受到了攻击。他是被逼上梁山的。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诚和有魄力的共产党领导人。1926年，他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书记。在强制集体化期间，有人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告状，说他放慢了集体化速度并且对富农仁慈。奥尔忠尼启则奉命下去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别的州集体化的事情也像这里一样，那就不会出现过火冒进现象，也就不必写关于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了。30年代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卡尔洛&iddot;希塔伊奈尔在其所著《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一书中回忆说，波斯蒂舍夫担任乌克兰党的书记也是斯大林的意见，正是合作化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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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能干而又理智的党的领导人。他懂得正是合作化后乌克兰才陷入了困境，如果能制止农村中的无法无天行为，就能扭转农村形势乃至全国形势。&ldo;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在党内（还有共产国际内）到处听人提到波斯蒂舍夫的种种优点。他所采取的措施和缓了乌克兰的局势，连农民都开始信任他。他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工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使他很快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人。&rdo;1波斯蒂舍夫不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反对无情打击的政策。1932年1月，他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代会上说，在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发表后，&ldo;开始不加分析地开除党员，开始这样地办事：不是去帮助犯错误的人，同志式地纠正他，而是这样地整他，使他不能再工作或至少使他垂头丧气。&rdo;波斯蒂舍夫认为，必须分清是一时的错误还是一贯的思想。在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斗争时，必须善于同志式地批评忠诚的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不要把他们说成派别分子。21937年1月初，因有人向中央递送黑材料，告发波斯蒂舍夫与&ldo;人民的敌人&rdo;的暧昧关系，中央再次派人下去调查。可这次来的人是以&ldo;左&rdo;、&ldo;强硬&rdo;和&ldo;紧跟&rdo;领袖著称的卡冈诺维奇。听到这个消息后，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急忙来到波斯蒂舍夫的家，对他说：&ldo;帕维尔，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卡冈诺维奇正在找人，教他们要说些什么和怎么说，如何反对你&rdo;波斯蒂舍夫仍像平常一样胸怀坦荡，镇定自若。他打断了亚基尔：&ldo;你算了吧。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问心无愧，绝不插手任何事情。他想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好了。&rdo;3就是在这时候，波斯蒂舍夫受到了间接的和不指名的攻击。1月16日，基辅州党委会撤销了他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2月1日，他的得力干部卡尔波夫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和丑恶的托洛茨基分子。接着，波斯蒂舍夫任第一书记的基辅党组织有60名骨干被随意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并被开除出党。他们受到冤枉，背上黑锅，而且不为各地党员和群众所理解，因为中央或者说代表中央行使权力的人有意打击他们并向人们封锁真实情况。波斯蒂舍夫眼睁睁看着他们受到打击而无能为力，他的地位在削弱。同时他懂得，上面这样做是出于政治需要，矛头是指向他的。随着中央全会的临近，波斯蒂舍夫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1937年2月8日，《真理报》严厉抨击基辅、亚述夫‐黑海州和库尔斯克州发现的&ldo;错误&rdo;。2月9日，《真理报》又诬蔑说，基辅州和罗斯托夫州阿谀奉承之风甚嚣尘上。亚述夫‐黑海州的书记马利诺夫和组织部长不久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波斯蒂舍夫没有屈服于压力，他准备到中央全会上提出叶若夫的问题。斯大林预先得知波斯蒂舍夫等人的意图。于是，全会开幕后，他首先讲话，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发言和理由进行了批驳，为大会定下了调子。同时他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在这种不利的气氛中，波斯蒂舍夫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坛，读起了自己的发言稿。他的声音干巴、嘶哑、无力，似乎不是在论争，而是在申诉，不过，他还是很策略地表达了对恐怖政策的怀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