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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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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动，知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这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我（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么你就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法庭认定的事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部分，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如何，你必须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你要为国家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rdo;（35）&ldo;平行中心&rdo;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ldo;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rdo;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封信，其中两封信是1932‐1933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b&iddot;罗姆转给他的，3封信是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战争中必败，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并割让领土，还必须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ldo;平行中心&rdo;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要是介绍国内情况。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年，斯米尔诺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茨基的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ldo;中心&rdo;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秘密组织活动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ldo;圣旨&rdo;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被立案审查，于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ldo;平行中心&rdo;成员包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年代，罗姆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ldo;平行中心&rdo;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拉格夫，他则挑选了一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很聪明的：既交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ldo;托‐季联合中心&rdo;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词。雅&iddot;蔡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后来，他在1937年3月7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ldo;平行中心&rdo;联系的证人，即托洛茨基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办法使他们就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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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办事，根本用不着对&ldo;平行中心&rdo;的被告滥施刑罚。1929年，托洛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托洛茨基和儿子谢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监视。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但是，有关他们与&ldo;平行中心&rdo;的成员的任何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ldo;平行中心&rdo;联系的证据。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词大意是：1935年12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茨基回信说，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惠的地位。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换成直接见面。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说服力。于是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轮审讯。经过各种手段的启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次会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在会见时，谢多夫转达了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1931年底，舍斯托夫从柏林回国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及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1935年12月，皮达可夫再次出差柏林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居挪威的托洛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大林的计划。为了接受&ldo;布利斯托里饭店&rdo;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具体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当我们了解到供词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像制作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ldo;奥斯陆之行&rdo;的丑闻。关于这一丑闻，读者在下一章就会看到。&ldo;平行中心&rdo;的一项重要罪行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这是审判的组织者根据&ldo;平行中心&rdo;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ldo;托‐季反革命集团&rdo;的主要人物被捕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等，他们没有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ldo;平行中心&rdo;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设部门的领导工作。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工业化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而这样的问题，比如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于是，破坏经济建设成为&ldo;平行中心&rdo;的一项主要罪行，也是&ldo;平行中心&rdo;案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