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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5日凌晨，李克农通过王以哲的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称：今日与张学良晤面结果甚佳。你们与张学良见面地点已约定在延安，时间一星期内由我方选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及博古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这时刚刚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几份重要文件，正准备在山西石楼就实行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开会研讨，因此，包括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等，都已赶往山西石楼。得到李克农的电报，毛泽东等人相当满意，因此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赶来石楼参加会议报告经过情形。不过，由于交通不便，如果要从在一周内按照张学良提议，从石楼赶到延安与张会晤，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泽东电告李克农称：由于周、博等均来前方开会，需10日才能结束，我方负责人从石楼赶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泽东的电报到洛川时，李克农已经离开。王以哲收到电报即转给张学良，张学良恰好患喉痛，说话困难，医生要其静养数日，因此张学良特别表示，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为何人，毛泽东或彭德怀，亦或周恩来？如未成行，可缓来。若已经成行，则他当&ldo;力疾践诺前来&rdo;。这样，3月5日决定的一周内举行张学良与中共负责人的延安会谈，自然延期了。不过，王以哲特别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说，19日以后张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于19日前在延安会谈，否则恐须延期相当时日了。

但是，为了等齐出席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中共中央的会议一直拖到20日才开始举行。此前，李克农已于16日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详细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精神，又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全面负责中央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开始对张学良另眼看待。他在报告中把国民党分为&ldo;民族反革命派&rdo;和&ldo;民族革命派&rdo;两大类，肯定蒋介石仍属于&ldo;民族反革命派&rdo;，而张学良则属于&ldo;民族革命派&rdo;，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当然，同宋庆龄等&ldo;民族革命派&rdo;中的左翼比起来，张学良还只是中间力量，但无论如何，从把张学良看成是&ldo;卖国贼&rdo;，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到肯定张学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为革命派，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器重和信任。

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不便赶回陕北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在后方负责，中共中央讨论决定谈判工作改由周恩来出面进行。

3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王以哲，说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定在本月，具体日期可由张先生确定后电告周同志，俟得电复，即启程赶赴延安。

至此，张学良与中共的统战关系得以正式建立。随着延安高级会谈的秘密举行，张学良从此走上了西安事变的&ldo;不归路&rdo;。

三、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整整60年过去了，人们对于似谜似雾般的西安事变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种权威的与不权威的，当事的与不当事的，沾边的与不沾边的，都加入到对事变的评头品足当中来了，结果是各种亲历记和回忆录汗牛充栋，越俎代庖，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反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视，弄得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如今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象当年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其在事变期间的态度变化，以及事变解决的经过与结果等，就多少有些解释得走样了。本文仅就此作一说明。

1、张学良曾经动摇悔悟过吗？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扣蒋，又转而决定放蒋，说法甚多，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就是张学良说成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12月14日&ldo;日记&rdo;中记述的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了。据蒋说，当日晨张学良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1]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张学良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于是，更衍生出一些极端的说法，说张学良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张学良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张学良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等等。[2]

此种说法虽有张学良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足怀疑。[3]而且，纵使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张学良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考虑。因为，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ldo;宣述参部对日计划&rdo;，[4]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ldo;最后关头&rdo;一定抗日的报告，这些张学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会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事实上，蒋介石关于实行抗日行动的&ldo;最后关头&rdo;，和他自信所能达到的抗日目标，都是以现实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为基础的，依靠蒋介石所准备的抗日行动，不能满足东北军和东北人关于收复失地，重返东北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张更清楚。况且，即使搜查中得到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日记与文件，不可忽略的是，搜查中同样也得到了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写给邵力子的那封压迫张学良部或剿共或南调的亲笔信[5]，而蒋对张及东北军的不信任早就&ldo;痛伤良之心&rdo;，使其&ldo;忿怒不已&rdo;，蒋驱使东北军与红军火并更成为激起张发动事变的&ldo;恶缘&rdo;之一，张又如何会只顾蒋之抗日日记，看不到东北军的前途正岌岌可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