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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当国民党军警按照顾的口供冲进那些秘密据点和居所时，都已是人去屋空。

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对人说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为有效：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得以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关节顾顺章叛变，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一对人物，即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行动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二人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作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人都在上海，都从事秘密工作。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