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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第二天又复接战，《实录》载：

甲子，敌犯镶红旗汛地，我军击却之，旋复来战。太宗文皇帝张黄盖，指挥将士布阵，敌望见悉退。太宗文皇帝谕诸将曰：&ot;今夜敌兵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有遁者，如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汝等协力追击，直抵塔山。&ot;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潜遁，我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奋击穷追，杀死及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按：洪承畴所率八总兵，最得力者玉田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七营就是曹变蛟的队伍；其次为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松山之败，始自杨国柱之中伏。杨为义州卫人，其侄杨振为本卫指挥，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携来的大炮首攻松山时，巡抚方一藻议遣将救松山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ot;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了。&ot;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坚，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杨国柱阵亡之处，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柱传》：

第48节：第三章太祖、太宗（29）

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ot;此吾兄子（按：指杨振）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ot;突围中矢，堕马卒。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ot;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ot;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柱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柱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

杨国柱之败，不独出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食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马）科、（白）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ot;我太宗文皇帝&ot;，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ot;东至塔山&ot;之&ot;东&ot;字应为&ot;西&ot;字。叙战史最要紧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ot;东&ot;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高桥，高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当杨国柱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高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进至高桥设伏。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第49节：第三章太祖、太宗（30）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ot;十可忧，十可议&ot;，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ot;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ot;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ot;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ot;，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ot;我打仗，你升官&ot;，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ot;不为遥制&ot;，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ot;四镇六隅，十面三网&ot;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