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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31]详见本书

第三章。

[32]以上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

[33]以上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34]以上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5]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是帝国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本书作者的观点，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36]三公坐而论道语见《考工记序》，梁武帝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天监元年四月条，以天下为己任语见王安石《杨墨》，先天下之忧而忧语见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传为张载语，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

&ldo;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do;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ldo;横渠四句&rdo;。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糙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ldo;横渠四句&rdo;。

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37]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