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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鉴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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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鉴衡

怎样的诗词才算佳作？有一种提法是：情真、格高、辞美、律严。

乍看放之四海而皆准，再酌却是无关痛痒。

唐诗宋词中的佳作，大概是符合这四项原则的吧。然而，当代诗词倘若不为当代生活所动，写得与古人不分彼此，就算做到了这四条，好吗？习惯、重复是诗歌的大敌，因为会导致感觉的迟钝。今人写得绝类唐诗，就不如读唐诗；今人写得绝类宋词，就不如读宋词；今人写得绝类清诗清词，就不如读清人诗词。难道不是这样吗？

何况这四条还经不起细细推敲。先说“律严”。古体诗不用说，就拿近体诗来说吧，律严好还是律宽好，还真很难说。沈德潜说：“似对非对，初唐标格。”时人徐晋如论对仗说，没有必要太过工整，太过工整的往往死板，或伤于纤巧。皆见道语也。中国画论曰“宁拙勿巧”。杜甫律诗多拗体。你说宽好还是严好呢？武侯祠联语曰：“不审时即宽严皆误。”余谓诗词亦然。

次论“辞美”。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好像是在抬杠。庄子又有一句：“美者自美，吾不以为美也。”再说“格高”。阳春白雪就一定就比下里巴人高吗？这件事从来是有争论的，而且还会争论下去。至于“情真”，可以用来衡量诗之真伪，却不能用来说明诗之好坏。你不能说阳光就真，阴暗就不真；善良就真，恶毒就不真；豁达就真，妒忌就不真——“地震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样的抒情不也出乎其真吗？其好坏却难说得很。

近六十年来，诗词为新文学史所放逐。究其原因，乃因主流文学观念以为诗词是旧体，不能书写当下。毛泽东深恐“谬种”流传。郭沫若认为诗词“作为雅致的消遣可以，但要作为正规的创作是已经过时了”。此种观念是否正确，实有待于证实或证伪。不过，时至晚近，诚有诗词游离当下，自甘远逝以自疏。所写无非士大夫情怀——叹老嗟卑，愤世嫉俗，露才扬己，裁红量碧，步韵奉和，又一味雅人深致。遂由江海涸为小溪。

在文学革命百年之后，新诗占据了公共领域，诗词创作就必须抵制公共话语、为往圣继绝学吗？人，不能两次在同一条河流中趟过。田晓菲女士说：“不仅要牢记新诗的诞生是对旧体诗的抵制，还要记住新诗的出现改变了旧体诗的创作。”善哉斯言！

对于当代诗词，我主张三条，一曰书写当下，二曰衔接传统，三曰诗风独到。书写当下，并非狭隘地美刺见事，而是须有当代的思想意识。胸次宽者平台大，取材广者命意新。既知大俗之雅，敢题糕字；复知大雅之俗，不作送往劳来。余谓当代诗词必与既往割席者，正在于此。衔接传统，主要是遵守游戏规则。不审体合律，岂复有诗词哉！此海内诗家之通识也。

不书写当下，不书写时事，没有开放的思想意识，题材是传统题材，思想是陈旧思想，情调是士大夫情调，“雷同则可以不有，虽欲存焉而不能”。不衔接传统，就不是诗词，就该去写新诗、新民歌、“东江月”。没有艺术个性，你写我写一个样，则没有必传的理由。有了书写当下、衔接传统这两条，允称小好；加上诗风独到这一条，堪称大好。

大好之作多了，春天的燕子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