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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读第一篇十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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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篇·4）

（续）

我们先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来看，是否有引用过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若按先秦时期里成书最早的书籍，并且又引用过《周易》里的句子，当属《论语》了。

《论语》一书里有一处引用《周易》“恒”里的句子用于说明事理。“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是一样的。但在《论语》里引用时，既不点明出处，又不称《易》曰，更不反映“九三”这种爻称。为何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呢？这恐怕是孔子的门生们抵触《周易》一书有关，认为《周易》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编篡《论语》时，将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

孔子晚年好《易》（指《周易》），就引起学生子贡的怀疑，形成了孔子与其学生子贡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这事被反映在帛书《易传》“要”文中。虽然《论语》里引用了《周易》里的句子，可既不点明出处，也不反映所引用《周易》时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形式。

《论语》之后的《墨子》、《孟子》、《庄子》，这些战国后期的书籍里，均无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显然，百家争鸣时期里的诸子们是排击巫术的。因《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左传》里记载）曾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子们也就把《周易》看成了巫术之书。而到了战国晚期一些书籍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直接说理，而一些书籍已然把《周易》排除与书籍之外。如《老子》、《韩非子》里均不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荀子》与《吕氏春秋》里已有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是作为同《诗》、《书》的书籍那样看待而引用。但引用时不称《周易》，而称《易》。如《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里引用的句子，是与今本《周易》“坤”卦“六四”爻辞相同。但《荀子》里引用时并未说“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这是省略了“六四”呢？还是这时的《周易》并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呢？

《荀子·大略篇》也有一处涉及到《周易》及篇名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这称“易之咸”里的说法，却不是《咸》里的内容，即今本《周易》“咸”卦里没有这种卦爻辞。而这种说法类似于《彖传》解释《咸》文的文句。如“《彖》：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那么，《荀子·大略篇》里的“易之咸”文，是引用《彖》文吗？但为何不说《易》之《彖》，而说《易》之《咸》呢？，这显然是不合常规。这里不能认为是引用《彖》文，而是对《咸》文的解释。虽然《大略篇》是荀子门徒所编，这应是弟子记述荀子对《咸》的解释。这“易之咸”里的说法，应属于“易学”，即属于《易传》外的先秦“易学”。不过这“易之咸”里的说法，也不能说明荀子时期的《周易》是何种结构形式的文本。

《吕氏春秋》一书里共有三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

《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

《慎大篇》“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

《召类》“易曰：涣其群，元吉。”

“复自道，何其咎，吉”与今本《周易》“小畜”卦“初九”里的爻辞一样。但《吕氏春秋》引用时不言“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愬愬，履虎尾，终吉”与今本《周易》“履”卦“九四”爻辞相同。不过今本《周易》“履”卦这一爻辞是“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两者语序稍有不同。

“涣其群，元吉”与今本《周易》“涣”卦中第四爻辞的前半句内容相同。今本《周易》“涣”卦第四爻辞是“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吕氏春秋》一书里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在于阐明事理。但并不反映“九·六”爻题。即引用时并没有带“初九”、“九四”、“六四”这种爻称。难道《吕氏春秋》所依据的《周易》文本还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

《礼记》里也有不少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那样，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如《坊记》里的引用《周易》的句子：

“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易曰：‘不家食，吉’。”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如《缁衣》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这些“易曰”里的引文均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也都与今本《周易》里一一对应，可这些引文均不反映“九·六”爻题。

而《礼记·深衣》里唯有一处引用属《易传·象》里的文句，并且也称“易曰”，又反映了“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如《深衣》里的引句：“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这句引文是出自《易传》“小象文”。而“小象文”里的全句是“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这里把《易传》文引用时也称“易曰”，实属汉人的做派。那么《礼记》一书是何时产生的呢？

《礼记》是西汉人编定的，是一部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我们今天所称的《礼记》，是汉以后基本为《小戴礼记》。现代学者对于《小戴礼记》何时成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戴》与《小戴》仅为两部资料杂编，非一人一时而成。从戴圣、戴德是开始，到郑玄二百多年之间，成书约于东汉中期。这种说法见中华书局《大戴礼记解诂》一书前言。另一种说法见杨天宇的《礼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认为49篇应为武帝、宣帝时期戴圣所篡辑。

《礼记》是汉人编选的秦汉以前的礼仪制度集，并从汉朝人引用今本《周易》与《易传》的惯常称“《易》曰”来看，《礼记·深衣》里的“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必是汉人的引用，否则不会拿《易传》文称“易曰”。而先秦书籍里并无引用《易传》文，凡“易曰”里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里的句子。从上博藏竹书《周易》来看，还没有《易传》文，而帛书《周易》时期虽有了《易传》内容，但不是《传世的《易传》内容，并且也不见《象传》。所以《深衣》里出现的“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也就不足为据了。即不能作为证明先秦某个时期已出现了“九·六”爻题《周易》文本的证据。

总之，从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凡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并无反映“九·六”爻题，单从先秦文献上来看，也足以说明今本《周易》在秦汉以前是没有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