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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当时的俄国进步思想家大多曾经亲历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直接熏陶。安&iddot;德&iddot;康捷米尔在担任俄国驻伦敦和巴黎大使期间深受启蒙学者的影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其他一些书，并为在俄国宣传科学和普及教育写了许多文章。这个年轻的贵族相信，道德的基础就是合理的教育，而不是阅读圣书或圣徒传记；个人乃至人民的幸福就直接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些&ldo;合理的、人道的&rdo;思想后来曾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

随着西方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引进，伊&iddot;吉&iddot;波索什科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应运而生了。在1724年写成的《论贫困和财富》这本书中，他主张加快发展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把生产和贸易比作国家的生命线。他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但具有反对贵族的思想倾向，认为应该用政治的力量来缓和、调整地上与农民的关系，制定法律以限制地主对农民的过分剥夺，把按农奴人数征收捐税的办法改为按土地和播种面积的大小来实行。

18世纪中叶，在俄国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学者‐‐米&iddot;瓦&iddot;罗蒙诺索夫（171l一1765）。罗蒙诺索夫出身于俄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19岁时冒充贵族子弟进入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5年毕业后被选送到彼得堡科学院学习，一年后又奉派到德国的马尔堡深造。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学院工作，4年后成为科学院院士。罗蒙诺索夫学识渊博，不但在物理、化学、地理、天文、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颇多建树，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他注意到了农奴制度下农民的困苦处境，主张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他认为，人民生活现状的改变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普及科学、教育来实现，因此竭力主张继续彼得大帝所开始的那些旨在促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改革，提出用科学的成果来发展工业，设立面向人民的教育和医疗机构，禁止教会对科学和教育的于涉。他还对封建等级观念提出批评，认为人的地位只能取决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取决于祖先的荫庇。尽管罗蒙诺索夫还没有直接地对农奴制度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为正在兴起的俄国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8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启蒙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俄罗斯。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等名家的著作被大量地译成俄文出版，其中，仅伏尔泰的俄文版著作就多达60余种。当时，莫斯科大学是接受和讨论新思想的中心。在这所刚建立不久的大学里，人道主义、宗教宽容、&ldo;开明专制&rdo;和&ldo;贤明的立法&rdo;、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教育思想，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俄国的启蒙思想空前活跃，并很快形成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

揭露和谴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人道，主张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是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波列诺夫、科捷尔斯基、杰斯尼茨基、诺维科夫等启蒙学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农奴制度的批判。他们认为，农奴同贵族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农奴制不仅和博爱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使整个国家面临瓦解的危险；农民是国家的基础，&ldo;社会的灵魂&rdo;，他们保证着社会的幸福和发展、国家的进步和巩固，应该得到尊重、爱惜和保护，而不应受专横、暴行和侮辱的对待。有些启蒙学者指出，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农民的处境也必须改善。科捷尔斯基说，要推动农业发展，首先要使农民有生产的兴趣，为此应该使农民享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当农民拥有自己的产业时，他们就不会逃亡了。波列诺夫主张限制农奴制度，使每周劳役日不超过一天，赋税额也有明确规定，以便保证农民能从事自己的经济而不致破产。当时任驻法国和荷兰大使的德&iddot;亚&iddot;戈利津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农奴制对俄国没有好处，它只能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所以，应该把它连同沙皇制度一起废除。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解放无地农民，地主把土地出租给自由农民或使用雇佣劳动力。上述这些关于天赋权利、私有财产、租赁和雇佣的概念，明显地带有西方新思想的印记。

在18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政治改革的方案中，也不乏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痕迹。曾经师从亚当&iddot;斯密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杰斯尼茨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俄罗斯帝国建立立法、审判和惩罚权力的概念》的文章，主张设立一个享有立法权的&ldo;执政的参政院&rdo;，其成员由各省的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选举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以便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利益能及时在这个机构中得到反映。杰斯尼茨基设想的这个&ldo;执政的参政院&rdo;的职能与立宪君主制中的立法议会相似。这一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方案显然受到自由主义中关于权力制衡理论的影响。

著名作家杰&iddot;伊&iddot;冯维津（1744‐1792）也深受立宪思想感染，他也许是当时唯一明确提出政治自由问题的启蒙思想家。冯维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在他看来，如果君主根据理性的呼唤，保持公正和贤明，并且吸收社会贤达参与国政，那么&ldo;这正是一个民族实际的政治自由&rdo;。为了实现这个自由，就必须有法律，使每个公民都不害怕滥用权力的现象，使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某个人的暴行或怪癖的牺牲品。他强调，是人民把政权委托给了君主，因此君主不能变为反人民的暴君，否则，&ldo;人民拯救自己的权利是永远存在并不可动摇的&rdo;。他的这些见解对后来十二月党人的立宪计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