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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七十九（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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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纪七十九]起柔兆摄提格正月，尽六月，凡六月。

讳煦，神宗第六子，母曰钦圣皇后硃氏。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已丑，生于宫中，赤光照室。初名佣，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寝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储，为宗庙社稷计，又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为皇太子。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丙寅，一零八六年）

春，正月，庚寅朔，诏改元。

辛卯，辽主如混同江。

承议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尝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硃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言者又论恕游历权贵，不自检慎。甲午，谪恕，以本官权发遣随州。时恕已除中书舍人，于是罢其新命，并黜之于外。

甲辰，王岩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为灾，变异甚大。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奸，已悟而复疑，将断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茶盐之法，流毒数路。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欺狼戾。陛下乃容而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丁未，以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先是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司马光闲居，往来河、洛间，闻其治状，吕公著亦言河东军与边民德之，遂有是除。

诏回赐高丽王鞍马、服带、器币有加。

罢陕西、河东元丰四年后凡缘军兴增置官局。

己酉，五国诸部长贡于辽。

辛亥，硃光庭言：“察确、章惇、韩缜，不恭、不忠、不耻。议论政事之际，惇明目张胆，肆为辨说，力行丑诋。确则外示不校，中实同欲，阳为尊贤，阴为助邪。缜则每当议论，亦不扶正，唯务拱默为自安计。愿罢去确等柄任，别进忠贤以辅圣治。”不报。

癸丑，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雨。

辽主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丙辰，太皇太后诏曰：“原庙之立，所从来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宫，并建寝殿以崇严祖考，其孝可谓至矣。今神宗既已开祔，于故事当营馆御以奉神灵。而宫垣之东，密接民里，欲加开展，则惧成烦扰；欲采搢绅之议，皆合帝后为一殿，则虑无以称神宗钦奉祖考之意。闻治隆殿后有园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庙。吾万岁之后，当从英宗皇帝于治隆，上以宁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善乎！”

帝幸相国寺祈雨。

时新法多所厘革，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司马光以疾谒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移书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具疏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协力赞成。”又手书与吕公著曰：“光自病以来，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晦叔矣。”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馀，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不听。

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艰食者众，诏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乙丑，命蔡确提举修《神宗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

诏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

先是司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备少，当不至破家；若犹虑力难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指挥降诸路转运使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县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司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

丁卯，诏：“侍从各举堪任监司者二人，举非其人有罚。”

韩维言：“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在仁宗朝着开建储之议，而镇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故恩赏独不及镇。伏望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于是具以镇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镇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为宣德郎。

庚午，禁边民与夏人为市。

辛未，以侍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

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

武威郡王栋戬卒，以其养子阿里骨为河西军节度使，封宁塞郡公。阿里骨严峻刑杀，其下不遑宁。诏饬以推广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

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其实也。

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

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丙子，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