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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8月1日

昨天，在英国大使馆同波兰总理米科瓦伊奇克及其随行人员共进晚餐。他们已经来了两天，总理已经见过莫洛托夫[29]，尚未与斯大林会晤。他本人明显受到了莫洛托夫谈话的鼓励，不过其随行人员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

英国大使提议为他们完成使命而干杯，因为米科瓦伊奇克是受我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鼓励才出访莫斯科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信心和乐观的态度。

这可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可能是现场唯一对东欧的复杂因素有着透彻理解和深刻体验的外国人。我知道波兰人和苏联人极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份协议中甚至还可能包括坚定保证波兰独立的条款，我还知道苏联人可能会庄严地承诺不干涉波兰内政，我也知道苏联红军在军事占领期间，会堂堂正正地善待波兰人。

但是，我同样知道，这样全然不顾对方现在的意图而强压波兰与苏联磋商，最终会将这样的一份协议由章程变成套在波兰人身上的绳索。从长远角度来看，苏联目前不会再像百年前的沙俄一样，他们甚至会承认波兰人的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连苏联人都不曾拥有。苏联人绝不会宽容那些逾越其限度的事情，其现行的警察制度也必然渗透到波兰人的生活当中，除非波兰人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阻止这种渗透，然而这种激烈的反应将不可避免地被莫斯科视为挑衅和反苏行为。总之，我知道苏联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克里姆林宫充满猜疑和偏执的双眼最终能够区分出谁是附庸，谁是敌人。苏联的邻居们如果不希望屈尊成为其附庸，就一定会成为其敌人。

面对这些情况，我只能感觉到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整个行动有些草率。我反思大国对小国漫不经心地提供的建议，建议所涉问题关乎着后者的重大利益。现在，我很难过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这一失误决策中的一部分。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发表那打着官腔的乐观言论，我真希望我们判断准确，我真希望我们从敌人手中挽救忠诚的盟友时，也能挽救他们于我们的朋友之手。对于波兰人民遭受的悲剧，我们应该俯首沉默。

●8月2日

今天有很多新闻。土耳其跟德国决裂了。在芬兰，曼纳海姆取代了吕蒂。[30]我们的军队从诺曼底桥头堡突破了。苏联人一路挺进到图库姆斯（tukus）[31]海边……因为德军的撤离，里加的局势得到全面缓解，有些人因红军将要到达而备感欣喜，也有一些人感到恐慌，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为民族独立的梦想而感觉些许失望和悲伤，这个梦想如昙花一现，曾经短暂成为现实，但在他们有生之年不可能再次实现了。经过五年的变迁，这个梦想对于继续留在里加的人来说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了，这些人热爱生活中温和的东西，比如平静、隐私和人格尊严，想必他们一定已经彻底绝望了。对于幸存到今天的思考者来说，东欧再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了。

红军部队对这些情况还一无所知，他们正沐浴在海湾微咸的波浪里，洗去此前征战中疲惫的尘埃。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会鄙视列托人（letts，生活在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个少数民族，与立陶宛人相近），认为其民族独立的愿望缺少力量和尊严。在他们看来，从小受教育，一丝不苟地追求生活艺术的人，就是在徒劳无益地矫情。能激发人兴趣的是未来，不是过去。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就是未来的主流。

●8月3日

中午在大使馆与波兰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共进午餐，今天他们要与斯大林会晤。

一个波兰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他们的机会有多大。我说我的想法是苏联人从全局考虑希望达成协议，但是我说不准他们会不会按照波兰所期待的方式达成协议。我想波兰人可能认为，如果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那么他们就可以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然后为波兰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我提醒他，我通常都会考虑悲观的一面，并建议他也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8月4日

因为感冒，一整天都赖在床上。阅读了各种文件，包括我们政府关于相关组织的建议书，这个组织被我们简称为&ldo;一个国际组织&rdo;[32]。这意味着从今以后，它能够保障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和平之中，有关该组织的计划将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讨论。那是一份冗长而详细的文件，文件的宗旨很明显是要求维持现状。而现状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实际上，华盛顿官方就像多年前伍德罗&iddot;威尔逊总统声称的那样：&ldo;如果我们制定出文件，那么现状如何就无关紧要了。&rdo;

我们拥有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独特体系，虽然世界上还有其他民主国家，但都不具备我们这样的实力和有利的战略态势。他们都面临着长期而巨大的危险，以致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相当谨慎和务实，否则灾难顷刻之间就会从天而降。他们谁都不敢去制定那种能深受国民欢迎的外交政策。

在我国，处理外交事务，特别是制定欧洲政策，都要受到特殊规则的制约。我们的民众是在欧洲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事务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进入国内公共舆论的某一领域，尤其是外语问题以及新到的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对组织恰恰仍然保持着欧洲式的热情，从比例上来说，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内原有的各族裔居民。我们的政府就欧洲事务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招致这些团体的批评，所以没有一个总统甘愿去冒被抨击的风险。结果就造成在制定欧洲政策方面，公众舆论成了永恒不变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