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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第1页）

伦敦会议于9月24日召开，三天后结束。会后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北约组织中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做了报告，再结合另外几个人的言论，这次通报会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首先，从军事方面的汇报来看，我意识到我的急件已经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我谈到的问题；北约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迷失在军事制衡的逻辑中不可自拔。很显然，从现在开始，这种逻辑将推动他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增加开战风险的事情，而对于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则倾向于回避。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错误在于当局判断失误，抛出了一个僵化顽固的指导思路，从而让军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颇。其次，我为我们发表的对德政策声明感到极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们与苏联政府过去半年间冗长的换文，能带来一种更加稳妥和缓和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可以择机展开谈判，在美国军队最终撤离的前提下完成德国统一。从1948年开始，我就一直主张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主张，我还说明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条款下考虑这一解决方案。这些条款不需要将德国交付给苏联。国务院一直拒绝这种思路。但是，同苏联之间的换文已经证明，太过僵硬地否定这种可能性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一度认为我们的立场可能已经软化，我在会议上的所闻所见则表明，事实恰好相反。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人民对德国统一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国合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上，而且不愿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在有可能与莫斯科达成合约的条件下，从德国撤走美国的军队。

我详细解释了我对这种观点的担忧和恐惧。这明显意味着，我们跟莫斯科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在我看来，苏联同意放弃德国东部地区的唯一条件，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德国，也许还包括撤出欧洲西部和中部。对他们来说，撤出德国东部地区，将德国留给西方力量驻守，将会导致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崩溃。我不反对这种崩溃的出现，但我依然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不可能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让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将结束分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势力的崩溃之上。我相信这种分裂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来说，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会将我们带入一种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取决于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土崩瓦解，这恰恰符合了一种逻辑，也就是约翰&iddot;福斯特&iddot;杜勒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努力颠覆和推翻共产主义势力上。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对这一观点，我也认为我们无须参与灾难性的战争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在扶植其他势力，来取代我们意欲推翻的政权。（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存在不妥之处，这与维护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是矛盾的。）但是这些条件当时我们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除了导向失败和引发战争，必将一事无成。总之，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前提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必须最终同意从德国撤军。同时，我意识到，大家都有一种担心，即一个起死回生和完全独立的德国会让欧洲邻居们不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险要比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小得多。

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了我的观点，对我讲的问题也都非常感兴趣，但他们知道，我也能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深陷在当前的政策中无法自拔。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来敦促大陆国家接纳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17]。在我看来，这个协议一旦得到批准，我们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将化为乌有；如果没有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参与，协议几乎无法达成。即便我们同意就德国问题跟莫斯科妥协，也未必能够保证其他成员国都同意。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如果协议未获批准，我们在欧洲的声望将受到严重打击，给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在莫斯科还能做些什么？政府为什么还要派大使过去呢？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受到引诱，去跟苏联领导人对话。如果他们问起我：&ldo;您想让我们怎样处理德国问题？对于解决德国问题您有什么具体方案吗？&rdo;我唯一的回答可能就是：&ldo;等待你们的政权崩溃。&rdo;然后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恰恰验证了他们说过的话，两国政府之间几乎不存在切实可行的谈判基础……

多年来我一直抵触战争，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不得不被当成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看来，能避免战争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我们在欧洲的政治优势，这同样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想到要返回莫斯科，还要在混乱、充满敌意和侮辱的宣传氛围中生活几个星期、几个月，一想到这气氛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无奈，我就无法再对战争产生任何怀疑（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做法很危险，我们所遵循的逻辑是错误的，无论怎样，它都将导致战争）。作为我国派驻苏联的外交代表，居然还要思考这些事情，我实在为此感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