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33章（第1页）

也许，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必须过得像苦行僧一样，而不该像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我们要强迫肌肉、大脑和同情之心全负荷地去工作，哪怕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人才不会感觉到晚年生活的漫长、沉闷和枯燥……

普林斯顿报纸自豪地宣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保证我们都能用上拨盘式电话。呵，多伟大的成就！再往前进一步，人性的要素就被清除殆尽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醒你周围还生活着其他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至少应该留下一种声音，它也许是缺乏个人感情的，但是有人性的，让人安心的。人类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还要让自动机械占据多少生活空间？难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生活都变成自动化的吗？难道他们希望无论什么事，都不需要人动手去做了吗？难道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盯着电视机，让生命就这样不经意地从身边溜走，偶尔茫然而麻木地问自己，人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12月29日，华盛顿

我去了五月花[酒店］，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并在一个小组会议上递交了我的讨论稿。会议主题为&ldo;历史与外交&rdo;，议题很宽泛，也非常空洞。会议地点选在主厅，出席者有几百人。这一次，会场内的通风情况还算过得去。我的议题是外交官所青睐的政治哲学，外交官们怀疑政府的启蒙教育和公正无私，不愿意看到国内政治竞争的局面。虽然有几个段落是很严肃的，但我并没有想要全篇演讲都那么严肃，而且我也特意恳请到场的记者在报道中点明我的演讲是轻松活泼的（但我注意到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根本没做到这一点，该报节选的内容给人一种奇怪、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1956年

凯南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的同时，写了一些演讲稿和随笔，还就会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iddot;史蒂文森（adstevenn）、苏伊士和匈牙利危机，以及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的意义做了一番思考。

●1月8日，普林斯顿

欠发达地区的朋友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成见已深，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他们都会加以谴责。他们指控我们搞帝国主义，但是，仔细想想，看起来我们身不由己地必须带上点儿帝国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不试着去摆布别人，别人就会谴责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事情带到正路上去。可是，我要问问，怎么样做才能让欧洲以外的国家（甚至部分欧洲人）改变想法，不再认为我们与那些滔天大罪有关呢？来颗原子弹把整个美国炸上天吗？那他们接着一定会控诉放射性物质泄漏，并且一定会指责我们戛然停止了对他们的援助，因为他们已经将接受援助当成一种习惯了。坦率地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不要指望摆脱罪过。所以，我别无他法，只能承认我们是恶人，满心欢喜地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并警告大家如果对我们抱有期望，你们将毫无所获，这样一旦有人来指责我们，我们就可以说：&ldo;怎么了？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rdo;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有能力与我们的苏联朋友竞争。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妖魔形象植根于大众的心中，所以他们现在一旦表现出一点儿合乎常情的礼貌，就会受到吹捧和表扬。

我现在已经开始第二卷[39]的编写工作。投身编史著述，意味着以当代标准而言，历史学家自己的生活平平无趣，他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也成了寡淡乏味之人。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生活在现代，而不能生活在他所研究的那个年代，这一点实在讨厌，因为除开你所写的年代，其他时代都相当乏味。你将成为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客人，因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感兴趣的人也将不为时代所容。每一代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整个历史就应该围着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打转。

●1月9日

昨晚是两周之内冰风暴第二次来袭。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玻璃窗向外看，遗憾地望见殷切过头的官老爷们已经安排人沿街路上撒满了沙子。在自然与汽车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总是同情自然。我希望光滑的冰粒能完好、平稳地待上几天。我对自己说，就让人们滑溜下、踉跄下呗，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把自己的习惯和灵魂都卖给汽车是多么轻浮的举动。任何有谦卑之心和生活品位的人都不会那么做。

●1月21日

三个星期之前，我成了这里[40]的教授，生活勉强有了保障。可是说真的，我过去好几年都没有像这几天那样，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好感已经被消磨成冷冰冰的最基本的义务了。除了未来多年的责任，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只有生活在宁静之中，不用在外界强大的压力逼迫下工作，做学者才不失为乐事。

●1月27日

我很钦佩史蒂文森[41]，他敏感、聪慧、勇敢。我认为他是国民值得托付但也许永远不会托付的那种人，再说杜勒斯已经把我逼得只能选择民主党。可我算哪门子民主党呢？只说国内事务的话，我更倾向于共和党。我认为，保护农民这一论调通常是在胡说八道，我希望出现更多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失业的现象。我吃惊于这个国家工会运动的目光短浅，保守反动，还有一部分工会存在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