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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第1页）

但是，制度的确有着某种重要性，并且制度在今天或许比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更加重要，因为他没有遭遇当今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臃肿，人口膨胀，官僚机构庞大。

[作为一个重视从多方面看待生活有机联系的人，凯南一直以来重个别轻一般，重区域轻国家，重传统轻现代。］在这方面，我的确有话要说。实际上，托克维尔很可能对我的这些想法（他也不赞同不必要的中央集权）深有同感，那就是实行区域化管理。你愿意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将美国打散，分散为多个区域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就曾说过，也曾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认可。我对联邦层面的制度改革感到失望。

●8月27日，科罗拉多，阿斯彭研究所

我阅读了莱因霍尔德&iddot;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大部分内容，该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它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承认人类的一切愿望和行为都存在缺陷。[53]在我心目中，尼布尔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也是过去几个时代以来当仁不让的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我听了亚当&iddot;亚夫林斯基[54]关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以及对苏军备与裁军问题等其他阶段协商的精彩演讲：透彻、公正、引人深思……但是，这样一个平和理智的人，无法驱散强硬派感情用事和非理性好战主义的阴云……

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这种粗陋的、本质上无政府主义的大众理想形象如此广泛地影响它的国家理念，正如流行文学和电影工业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一个牛仔的形象：沉默寡言，天性倔强，性情粗犷，风流不羁，对待女性像中世纪骑士那样彬彬有礼，但是对组织化的社会权威却傲慢无礼，对施加在其原始但勇敢的是非观念之上的法律嗤之以鼻，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观念，跟陌生人初次会面时表现得笨拙谦虚，但实际上对细皮嫩肉的东方&ldo;兄弟&rdo;心怀蔑视和傲慢。在我看来，大概正是这种古怪的形象和颇为神秘的个性，怠于思考、未受严肃思想触动的特点，才从现在几乎已不复存在的平淡生活中生出了他的气质，才形成了美国的大部分自我形象，直至今日。难怪一个高度城市化、人口稠密、多语言并行的现代化国家无法催生出一个高效的社会！

……在阿斯彭的日子结束了，我仍在思索我的未来。在我看来，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对谁来说最有价值？肯定不是我的祖国。这一点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无论我说什么，愚昧无知、冷嘲热讽、动机不纯的堕落媒体都会站在我和我的祖国之间。如今，国家已经病入膏肓，谁都救不了……

关于俄罗斯研究？如果能给俄罗斯历史和文学领域的几位学者以安慰、支持和理解就非常好了。或许这是我能做的唯一有用的事了。不过这就够了吗？这不就意味着荒废了其他的可能性吗？让我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共产主义者把它消灭了，古老文化消失殆尽了，必须建立新的文化，但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苏联的生活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大众日渐堕落，日益愚蠢的体制走向衰败，任何东西都没有取代它的希望，沉闷的官僚主义可能还要继续存在几十年才会终结。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将算得上是一个灰暗的时代，比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更甚，那时至少还诞生了契诃夫这样的人。

当然，我可能对俄罗斯的政策产生过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这比影响祖国的政策要容易多了。但是，今天出现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他们没打算攻击任何人。如果我们在苏联以东和以西的盟友能够克服他们的神经过敏，平和地对待那些无关紧要的微小侵犯行为，不干涉莫斯科的内政，那么他们丝毫用不着害怕。无法忍受目前矛盾关系的是西方，而非莫斯科。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世事难料。应对俄罗斯的技巧或许仍是我能够对外界有所贡献的阿基米德支点，或许也勉强能够算得上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构成过分压力的压力。

[在苏联期间，凯南受到苏联官员和历史学家的款待，还第一次走进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与苏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官员会谈时，他谈起了对与日俱增的核军备竞赛的忧虑。他此行还对1894年俄法联盟的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凯南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对自己与俄罗斯漫长而纠结的关系做了一番思考。］●10月10日，莫斯科长方形的莫斯科壮观冷峻，不复往日的温暖和舒适。我和格奥尔基&iddot;阿尔巴托夫[55]讨论。我们了解彼此的立场，唯一不同的是，他有官职而我没有。

●10月17日

我去大使馆与图恩大使夫妇[56]共进午餐，他们刚从国外回来。忠实的老仆人董（dong）像往常一样在那里迎候我们。我们站在门廊上，早年入住斯巴索大厦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了。我们握着手，回忆着几乎无人记得的年代，几乎没人能想象出的那个年代。

●10月20日，列宁格勒

晚间俱乐部有节目，里面的音响如迪斯科舞厅一般，喧嚣得令人胆战心惊：许多衣着暴露的年轻姑娘在跳舞；三两个打扮相近的小伙子，在舞蹈的掩饰下，表演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几位歌手的歌声被不可思议的夸张伴奏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