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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阎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别人不愿干的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叫“坦克”。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

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度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害怕督军的暴力。几天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刚刚被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其实李立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工人保护，李镜蓉的这个儿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当时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探知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是罢工首领，出600大洋找人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的时候，也总是跟随几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条件下手。

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的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唯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

对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因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

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