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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书（第8页）

我要回来了，很兴奋！

曾祺

十一月二十五日

松卿：

Program让我们推荐明年参加的本国作家，我本想推荐斤澜和贾平凹。但斤澜的心脏很麻烦，似不宜远行及在国外久住。贾平凹身体也不好。想推荐宗璞，她因老父亲多病，也不便离京。聂华苓倾向于请李陀来，也好。

我已将离爱荷华及到香港时间函告董秀玉、古剑、潘耀明。你要买的东西也开给古剑了。

前夜接到一个叫许以祺的来电话，他说在香港遇董秀玉，董让他告诉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要出那本《茱萸集》，让我签一委托书给许。三联仍在港出《茱萸集》，许说无妨碍。我在电话中答复他，可以。如在台湾出，当改名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这样于销路上有好处。那篇小序可以不要。

爱荷华下雪了，不大。我的衣服可以够穿。尼龙裤、羽绒服都还未拿出来。香港现在还热，我去了恐只能穿单西服。我把那件色浅而较小的送到洗衣店洗了，三块多钱，一个半小时就得了。

Program的作家都走了。Party因为保罗身体不好，大家没有闹得太晚，也不大伤感。约夜十一时回到Mayflower，几个拉美作家强拉我去他们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们说说西班牙语的作家都很喜欢我。我给那位墨西哥诗人画了一张画，塞进他的门缝（他不在家），他夜里两点钟敲门道谢。聂华苓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洋人会喜欢我，而且有些事为我打抱不平。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用很坏的英语跟他们聊了一晚（他们的英语也不好），居然能讲通。

现在，Mayflower只剩下三个人了：我、古华、钟晓阳。

我在爱荷华只有十一天了！十三号我要做几样菜请客。

曾祺

十二月四日

松卿：

已接许以祺从休斯敦寄来台湾联合出版社委托他作为出版社代表人和我订版权转让契约（这次是出版社找了代理人，不是我找代理人）。两种，一种是初版付10%版税，以后延续；一种是一次付清版税（即所谓“买断”），五万新台币，折合美金一千五百元。我倾向于后一种，省得以后啰嗦！不过我两种都签了，由他斟酌。台湾出书很快，交稿后十天即可出书。这本书可能明年一二月即出。拿它一千五百美金再说。

我过香港停留签证已从芝加哥英领馆办下，可以停留七天。我已致函芝加哥中国领事馆王新明领事，请他帮我办一下出境手续（我前在芝加哥已向他提出，他说没问题），临行前三四天再给他去个电话。他把我送上飞机，即无问题。香港方面，我已给董秀玉、潘耀明、古剑去了信，他们一定会接我的。临行前也要给潘耀明去个电话。到了香港，就踏实了。

两位黑人学者请我去聊了一晚。一个叫Herbert，一个叫Antony。Herbert在一次酒会上遇到我，就对我很注意。以后我每次讲话他都去听。他认为我是个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他读了四个学位，在教历史，研究戏剧。他跟我谈了他的一个剧本的构思，我给他出了一点主意，他悟通了，非常感激。跟他们谈了五个小时，使我明白了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历史，没有传统。他们的家谱可以查到曾祖父，以上就不知道了，是一段空白。因为是奴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从非洲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来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他们，说“你们是美国人”。他们只能把整个非洲作为他们的故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族名。Blackpeople、Negro都是白人叫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他们想找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美国的移民都能说出他们是从英格兰来的、苏格兰来的、德国来的、荷兰来的……他们说不出。

我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我说了我的感觉，他们说“yes！yes！yes！”

我这才感到“根”的重要，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些青年不把民族当一回事，他们应该体会一下美国黑人的感情。他们真是一些没有根的人。Herbert说《根》那本书是虚构的，实际上作者没有找到根。他们说Iowa种族歧视好一些，有些地方还很厉害。种族歧视的取消，约翰逊起了很大作用。Herbert出去当了四年兵，回来时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全变了。黑人可以和白人坐一列车，在一个餐馆吃饭。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白人杀了黑人，关几年，很快就放出来了；黑人杀了白人，要判重刑，常常是一辈子；黑人杀黑人，政府不管：你们杀去吧，这样才好！

他们承认，美国黑人大部分都很穷，很脏，犯罪率高。我问他们这主要应该由制度负责，还是黑人自己负责。他们沉思了一下，说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从南北战争到现在，二百多年了，黑人始终不能受很好的教育，住得不好，吃得不好，所以是现在这样。我说黑人当中正在分化，一部分受了教育，成了中产阶级，一部分仍处在贫穷状态中，是不是这样？他们说：是。我在芝加哥看到不少黑人女人，穿戴很讲究，珠光宝气。有些人，比如他们，已经是大学的学者。他们说中产阶级是有的，但黑人里没有一个是大企业主。本届总统竞选，有一个候选人是黑人，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问他们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在“心态”上比较接近白人，还是比较接近下层黑人，他们不假思索地说：“白人。”因此下层黑人也不把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当作自己的人，说“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我问，下层黑人希望你们为他们做什么，他们说：“他们希望我们替他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鞋子只能自己提。能解决他们问题的，只能是由他们当中出来的人。我们，只能写他们。”黑人问题是美国一个大问题。我问他们怎样解决，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只能通过教育。这是美国阶级斗争的一种很特殊的形式。最后Herbert问我：“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历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既然找不到，那就从我开始。他说：“Thatsright！”

（此信这一部分请代为保留，我回来后也许会写一点关于黑人问题的文章）

我想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是《悬空的人》。

十二月六日

Herbert要了解中国的京剧，我把那份英文稿送给他了。

就在Herbert等找我聊天的当晚，发生了一件事：我的房间失窃了。这位小偷不知是怎么进来的。搬走了我屋里的电视机，偷了我$600现款。就在我熟睡时。这位小偷挺有意思。除了这些东西，他把我的毛笔、印泥、空白支票本、桌上不值钱的（别人送我的）小玩意都拿走了。连同我给汪卉买的系小辫的小球球也拿走了。把我的多半瓶Vodka拿走了。他一定还尝了一口，瓶盖未拿走。刚才我才发现，把台湾联合日报副刊主编陈怡真（女）送我的一个英国不锈钢酒壶也拿走了。瓶里有聂华苓给我灌的威士忌。今天下雨，冷，我想喝一杯威士忌，才发现酒壶也叫他拿走了。聂华苓说Program将从基金内开一张支票给我，说：你到香港可以给孩子买点东西。她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类事在爱荷华发生得不多。我第二天即通过老赵报了警。警察也代表大学城道歉，他说两三天内可以侦破。不过按美国惯例，退还赃款得要半年。因此，聂华苓说给我开一张$600的支票，我就拿着吧。Program没有多少钱，但$600在Program还不算什么。保罗说幸亏我当时熟睡未醒，否则将不堪设想，“该人”会给我一刀。爱荷华治安是很好的，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美国治安可见一斑。从这位“雅贼”的行径看，此人肯定是一酒徒，说不定还是吸毒者。他知道中国人身边爱存现款（美国人家一般不存$100以上现款，都是开支票）。这不怪我，身边有那么多现款是因为到东部旅行而取出来的。聂华苓说我们走时将给我们开“旅行支票”，这样就保险了。

我倒没什么，古华吓得不得了。现在Program八楼只有三个人住：古华、我，还有钟晓阳。我跟聂华苓通电话，觉得还是不告诉钟晓阳为好，免得她害怕。聂同意，但嘱咐我们以后如有人请客，最好带她一同去，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一个人住两间房，是有点怕人。

近日镜中自照，觉得我到美国来老了很多，很明显。这样好，免得麻烦。承认已到晚年，心情是很不一样。

聂华苓听说陈怡真送我的酒壶丢了，高兴极了，说：“我正想送你什么好，这下好，我再买一个送给你！”她知道你给我的皮夹子也丢了，说：“正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皮夹子。”我的皮夹子里没有什么，只有几十元的人民币，这位贼把人民币偷走，干什么用呢？幸好，他没有把我的护照、机票拿走，否则就麻烦了。古华分析，此贼很可能是对我喷了轻量的麻醉药，否则不敢如此从容（他把我每个抽屉都翻了一遍）。可能。据昨日遇到的一位研究细胞的女学者说：美国现在有一种轻量麻醉剂，醒来后毫无异常感觉。此事亦我美国奇遇，可记也。

十二月六日

美国的治安真是不好。刚才老赵电话中告我，Minita听说我失窃，很不好受。她说美国好像专偷作家。南朝鲜诗人吴世荣（此人和我很好）在三藩市把所有的东西，包括现款、支票都被人偷了。菲律宾的一位女作家在纽约机场排队时，一只手提箱被人拿走。我回来可就这种现象写一篇《美国家书》——我准备回来写一系列散文，总题为《美国家书》。

我离回家还有一个星期，我就看看书吧，看看安格尔的诗、聂华苓的小说（包括她翻译的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詹姆士的小说真是难读，沉闷得要死），还有别人的作品——美国华人作家寄给我不少他们的作品。读读海外华人的作品也很有意思，和大陆的全不一样。有的像波特莱尔，有的像D.H.劳伦斯。他们好像打开了我多年锈锢的窗户。不过看起来很吃力，我得适应他们的思维。我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

曾祺

十二月七日